走出我的世界 之三十三:有人为我留了扇门

Author: 缪熙怡

有人为我留了扇门  
这个故事不属于这里或任何其它地方。在这个世界上它根本就不应该发生,但它确实发生了。既然已经发生, 它就不应该被忘记。所以我决定就把它记述在这儿了。 时间是1970 年,中国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低潮期。在停学几年后,我回到了位于中国最偏远的云南省的一个偏远村庄的一所学校上学。村子的名字叫干沟。当时从村里开车需要两个整天才能到达云南省的首府, 昆明。学校是我父母的工作单位, 一个水电建设公司, 的附属职工子弟学校,当时他们正在那儿建设一座水电站。这一年,我们同一年级的两百多名学生都已经非常幸运地被公司招走当工人去了, 不幸剩下的我们二十五个人组成了学校唯一的一个初中毕业班。被招工的同学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工地上干繁重的体力活, 清理水电站工地开挖产生的石头和废渣。工作是很危险的,我的一个同班同学工作了不到两个月就被石头砸死了。但对于我的同学来说,这远比在初中毕业后被送到农村上山下乡当农民的出路要好得多。我们被剩下是因为我们的年龄太小还不到 16 岁;应该说是不到 15 岁。当年龄可以决定一个人更光明的未来时,人们在计算年龄时总是非常有创造力的。

那一年我有了我的第一节化学课,老师姓黄。他原本的职业不是老师而是工程师。我至今不清楚他为什么会被指派来教我们,但我知道他有一个“不好”的家庭出身背景。事实上,几乎所有我的初中老师都受过大学教育有自己的专业但都有个“不好”的家庭背景。当他们不被信任从事他们的本职工作时,他们就会被派来教我们这群孩子。如果他们甚至不能被信任教孩子,他们就会被送到工地上去干重体力活。我最喜欢的老师之一,那个经常给我讲梦幻故事并告诉我“当地上没有什么东西让你向往时,你仍然可以仰望星空, 星星总是闪亮, 总是向你眨眼”的老师就遇到了这样的命运。我最后一次远远地隔着一条小河看到他时,他正在工地上背着一根比他还高比他还重的水泥杆缓慢地挪动着。另一位我喜欢的老师一年前在我们这些他的学生的围观下在当地的一块沙地上被公开处决,因为他在他的日记里辱骂了毛主席。他们可以被信任也好他们不可以被信任也罢, 我对中国,中国文化,对中国人民的温暖感情很大一部份来自他们对我的教诲。即使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他们都教了我些什么。黄老师在开课前给我们发表了一个小演讲:

“我知道在下一次招工时,你们就会被招聘成为光荣的水电工人。化学对你们来说是无用的。但化学是门知识,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对于你们,对于社会,对于国家都是有用的。这就是你们为什么需要学习化学的原因。我们就要开始学习化学了,但我们没有教科书。毛主席的红小兵是不需要教科书就可以学习的。我们可以在干中学,可以从工人和农民那里学习。毛主席告诉我们: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我们不需要从资本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写的教科书中学习。几天前,我在学校荒废的化学实验室里,就是老师办公室旁边角落上那个屋子,发现了一些过去的化学和其它许多文革前出版的的旧教科书。在给你们上课之前,我翻了翻这些书,书中充满了封资修思想。我是你们的老师,我知道如何带着批判的眼光去阅读。你们还小没有识别对错的能力。作为毛主席的红小兵,你们不应该甚至想都不要想要去读哪些教科书,因为它们是会毒害你们的大脑的。”

我还记得他演讲的大部分内容,是因为即使当时我并没有听明白他是在说什么,但有感觉他是想跟我们说点什么,特别是最后一句话,“你们不应该甚至想都不要想要去看那些教科书”,当他带着口音把这句拗口令说出来时,实在是让人记忆如新的。

当时打动我和我的好朋友小杜心弦的其实只是 “书” 这个字,尽管这书不过是化学和其它我们甚至都不知道类别的教科书。在一个连化学教科书都可以是禁书的年代,我和小杜已经到了山穷水尽无书可读的绝望地步了。我来自一个父母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在任何正常年代,家里面是应当有一些书籍可供我阅读的。但那时候不是任何正常年代,出于害怕,我的父母烧掉了他们所有文学,历史等可读的书,只剩下一堆关于水坝和水电站建设的工程书。我甚至试图阅读过这些书。不过,由于这些书里面有太多的数学公式,更糟的是这些书都是从外文翻译过来的,句子很难读通,要一个少年坚持读下去要求可能有点太高了。小杜的情况比我更糟。他的父亲是一个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退役军官,他的母亲识字不多,在家里他甚至没有工程书可读。要知道,当时书店里是不卖 “书” 的, 图书馆也是不出借书的。当然如果你硬要说毛主席著作和其它类似毛主席著作那样的书也是书,我也无言反驳。但就算你是毛主席, 就算是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无书可读的年代, 您也无法做到让两个爱读书的孩子把印着您的话的纸当书读。我说得对吧,毛主席? 所以简单的一个 “书” 字瞬间就诱惑了两个没书可读的孩子,把我们从听话的小绵羊直接变成胆大狂妄的窃贼。几乎没有一点迟疑,我们策划当晚就袭击化学实验室,看看是否能找到机会弄到那些书。

晚饭后,小杜和我溜出家门潜入学校,直奔化学实验室的后墙, 因为那儿没有人能够看到我们。我们都知道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因为我们不能被抓住,给我们麻烦已经足够多的父母再添新的麻烦。化学实验室的后墙建在一条深沟上。沟里有脏水,但我们一点也不在乎。我们淌过浅浅的脏水,爬上沟渠,从窗子外朝里望去。我们很吃惊地发现当晚有人居然正好忘记了关灯。我们可以看到有几摞书端端正正地堆放在房间中央的桌子上。但我们很快就意识到我们根本无法拿到这些书。我们不敢打破玻璃窗户。即使我们能想出办法把窗子打开,玻璃窗后面还有铁条。我们耗尽脑汁,想尽了一切办法,书还是可望不可及。在沮丧中,我们来到了实验室的前门。出于绝望,我或者小杜踢了门一脚。门居然就开了。我们为我们的好运兴奋不已,因为实验室的门总是锁着的。我们当学生这么多年还从来没看见过这门没上锁。黄老师稍微夸张了一点。除了化学,我们只发现有物理或者数学教科书,但并没有其它语言和历史之类的教科书以及小说和故事书,但我们已经是太开心了。这些书根据科目和年级水平分门别类地排列成几摞。我们两个人每人从每一摞书中拿了一本。把书藏在衣服下面,在黑暗的掩护下我们一路小跑溜回家。一回到家,我立即开始读书,就跟让我当一回国王一样开心。

第二天上化学课,我低着头往下看根本不敢面对黄老师,因为我偷了书并且非常开心地阅读了它们,尽管黄老师已经明确地告诉过我们不应该那样做。小杜和我都是听话的好学生,从来都没有干过任何违规的事,盗窃是一件任何人都想象不出我们俩有胆量做的事。黄老师走到我面前,拍了一下我的肩膀,给了我一个笑脸。即使我是一个彻底自闭症的孩子,我也能认得出这个笑脸并没有任何一点点责怪或者要追究我的意思,而是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赞赏和鼓励。多年以后,我终于想清楚黄老师试图告诉我们什么。人是不能让别人定义你是谁或者应该是谁的。“红小兵”自然会去做红小兵应该做的事。但如果你不接受别人给你贴上的这个标签,读什么书, 书毒不毒害大脑, 和成为什么样的人则取决于一个人自己的选择。他甚至几乎公开地挑战我们迅速长大, 做出自己愿意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的决定。但我们当时实在是太年轻并没有听出他的意思,我和我的同学小杜只是出于对书的渴望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他的挑战。  

七年后,小杜和我都将通过中国在文革后的第一次高等教育考试, 应考的包括中国文革十年的初高中毕业生。我们班上二十五名学生中,我知道的就有八名那一年得以进入大学学习。这一年,全国的升学率是 4.78%,教育相对落后的云南省的升学率则要低得多,一个偏远村庄非正规的职工子弟学校的毕业生的升学率按理应当低得更多。但我们创造了奇迹, 因为我们有黄老师和其他像他一样的老师教过我们。在我们完全应该接受我们的命运时,他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仍然有选择。我当然非常清楚地知道我生命中有一扇改变我命运的门是黄老师给我留着的。他给我留了门,我走进去, 一切就这样改变了。

 (版权©2017,  缪熙怡 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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