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我的世界 之三十一:跨文化交流篇 - 美国文风

Author: 缪熙怡

你写我读:你写时想到了我没有  
写文章是为了交流,一种 “文风” 既规定了文章怎样写, 也告诉它应该怎样被人读。 但是如果读写双方对于文章的 “文风 rhetoric” 的期待不一致的话,交流的目的可能就达不到了。这对于想在美国申请大学和研究生院的中国学生特别重要,如果申请书不是按照美国的文风写的话,是很难达到预定的效果的。我是个过来人也是个现在的旁观者,所以我想用我自己的经历,理解,和掌握了美国文风的申请书范文简述一下我认识的美国文风。

美国文风
三十多年前,当我在美国自信地递上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时, 我教授的评价是 “你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写文章”。当时我感到很是不解。因为在中国, 我的文笔并不是最糟糕的。我甚至在一家工厂的宣传科工作过一段时间。我很快得知其他的中国留学生也有同样的问题, 他们也从他们的教授那儿获得了类似的评价。多年以后,在我亲历了我女儿的写作教育之后,我终于理解这原来是文风的问题。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有机会阅读一些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在申请美国大学时写的申请论文, 同时也阅读了大量中美议论文。我发现一些新一代中国学生今天的写作仍然存在我当年写作的影子和问题。我不是唯一一个的也不是第一个觉得中国学生在写文章上有跟美国文风要求不一致的人。美国科学院院士理查德·尼斯贝特 (Richard E. Nisbett) 在其探讨东西方文化差异的经典著作:《思维版图 (The Geography of Thought) 》中写道:

“科学论文的文风由以下要素组成:介绍所陈述观点的来龙去脉,阐明相关的理论,提出具体的假想,阐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方法的论证,列举用这些方法产生的证据,解释为什么证据支持假想,回应可能的反驳,回顾基本理论,和总结论文所涉及的领域。对于美国学生而言,这种文风是从幼儿园到大学一点一滴的培育而成的。当他们成为研究生时,这已经成为他们的第二本能。但是对大多数的亚洲学生来说,这种文风是崭新的,学会它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美国教授通常首先为这些刻苦工作,百里挑一的学生折服,然后被他们的第一篇论文失望。这到不是他们对英文的把握不到位,而是他们没能掌握教授认为习以为常的文风。”

尼斯贝特教授认为美国文风教育方面成功到以至于它已经成为学生的第二本能, 而亚洲学生(从书中,你可以知道他主要指中国学生)对此却一窍不通。我三十多年前的经历也部分地验证了他的说法。什么是尼斯贝特教授说的美国文风呢?这个词来源于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原意为 “说服人可用的手段”。 根据亚里士多德和他的弟子,文风包含三个要素和三个手段。三个要素是: 从主题入手,为读者答疑, 和以作者为本。三个手段是: 用事理服人,靠德智劝人, 和借真情感人。

从主题入手是指一篇议论文必须有一个主题,也就是说,有适当事实和道理支持的观点。作者最好开门见山就清晰准确地陈诉主题并且只围绕这个主题写作。这一点大家大概都知道只是有时会忘了。“为读者答疑” 意味着作者必须时刻推测读者对作者提出的主题和议论的期望,了解,和态度。有时候这需要作者利用自己的经验和想象力设身处地地揣测读者可能会提出什么问题,并直截了当地提供清晰和准确的答案。这是我和某些中国作者常常错过的要素。例如,我读过一些中国作者写的讨论促进平等的文章,作者对于要促进的是什么样的平等不加以任何解释:是经济,政治,抑或是机会,男女,还是其它更多不同种类的平等? 同时也不解释为什么要促进平等,是使穷人更富,富人更穷,是增加更多的机会,还是使社会更加和谐?  写文章时,我们似乎觉得要讨论的问题对读者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情况却往往不是这样的。我们必须记得 “为读者答疑” 。我这里只是用一个作者应该记得解释读者对主题的疑问为例,但为读者答疑其实是作者必须时时刻刻记住的一个写作要素。对于任何可能引起读者疑意的事实和道理,作者必须为读者追根寻源, 提供事实的来龙去脉。除了阐述主题和回答读者对主题的疑问,最重要的是:作者必须想办法最有效地陈述自己的的观点,建议,方法, 和行动计划并说服读者接受它们, 或者用通俗的话说就是让读者 “跟着作者转”; 这是作者的主要任务和 “以作者为本” 的意思。

以作者为本, 让读者跟着作者转用文字说服他人是一项很艰巨的工作,具体要从何入手呢? 亚里士多德和他的弟子们建议了三个明确的手段: 用事理服人,靠德智劝人,和借真情感人。用事理服人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摆事实,讲道理。假定读者承认事实并理解逻辑。如果作者能为读者提供有关事实的清晰可靠的来源和证据,正确地应用逻辑进行思辨, 读者就会被说服。这是一篇议论文的中心内容和主要手段。靠德智劝人的最好表述是两句俗语:好人说话有人听,智者开口让人信。这个手段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读者通常只接受一个他可以信任并且言之有物的人所陈述的事实和道理。唯有善意可以赢得读者的信任,而智慧是打开读者心扉的钥匙。借真情感人是指利用文字的力量和技巧去感动读者使其能轻松愉快地接受作者的观点。

我感觉某些文章不能说服人主要有这样两个问题:一个是将臆想混淆为事实或其更形象的表述是“意淫,另一个是外行论道。 “用事理服人”要求在文章中只使用事实和逻辑来说服人。事实是指已发生的事情或存在的状态,或通过努力可以成为现实的事情。确定作者是否只是提供一厢情愿的想法还是事实的最好方法是看作者是否可以提供证据证明所述事实的真实性或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其成真。举个例子,当写作促进平等的时候,某些作者长篇大论地讲述政府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还有其他人(特别是统治者)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如果他们都这样做了,平等的目标很快就会达到了。也许作者的臆想都有道理。但由于作者既不是上帝,也不是国家领导人,甚至连宣传部门的官员都不是。读者会被这些“意淫”说服吗? 读者不傻,对吧?

外行论道是指作者在开口用事理服人之前并没有证实自己有资格开口。对读者来说,除了感受作者的善意,读者读一篇文章的原因是想从文章中读到一些他不知道的内容。在大多数情况下,读者是不知道作者是谁的。这就需要作者清清楚楚地在文中告诉读者为什么他拥有读者没有的知识和智慧。当读者写的内容涉及专业知识时,这一点尤为重要。以写科技论文为例,在陈述自己的新想法之前,作者必须讲清自己新想法的理论背景和相关知识的来龙去脉。也就是说,让读者知道作者是个言之有物的内行所以文章值得继续读下去。我当年写第一篇学术论文时是不知道这个道理的。我认为要求作者自证资质这个要求是很合理的。因为唯有此,一个读者才能相信作者有一定的分辨能力不把自己的臆想或谎言当成事实。一旦作者把臆想或谎言当事实, 逻辑学告诉我们, 所有以此为基础的推论都是无效的。 我们读这样的文章只是在浪费时间。美国读者似乎对这个要求很敏感。不幸的是,我发现有些中国作者好像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要求。一些 “文科生” 在丝毫也不证实自己资质的情况下,高谈阔论 “转基因” 或 ” 癌症防治”; 纯粹的外行论道。

在学校学习时,我的教授给我解释过美国 “文风” 的三个要素和三个手段, 所以我对此一知半解。当我的两个女儿开始她们的写作教育后,我和我妻子很快体会到:她们的老师是在训练她们按一个模式, 即按照我教授说的文风写文章。不管老师是谁,模式总是同一个。三个要素和三个手段似乎扎根于每一个老师的心中。 当她们毕业时,我们惊讶地发现,她们满足美国 “文风” 要求的写作已经到了很高的地步。我也有机会读到几篇我女儿同学的作文,虽然在文字方面有差别,但这些作文也是满足同样的文风的。 我为何要介绍文美国中小学的文风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当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掌握了这样的文风,当他们读别人的文章时,会自然而然地用同样的文风去审阅文章,社会也就有了对谣言,谎言,和狂言的自觉的抵抗能力。举个例,在美国我就很难想像科学门外汉写的有关 “转基因” 或者 “癌症防治” 的文章会有人认真阅读和叫好。成为一个转基因科学家或癌症专家需要十几年的专业学习和训练。在任何一个门外汉可以清楚地解释他是怎样跨越这十几年的知识鸿沟或者令人信服地证明他的天才之前,他的文章是不可能被当真的,门都没有。对于任何妖言,谎言,和狂言,读者会本能地要求作者自证资质和用事理服人从而使妖言,谎言,和狂言失去蛊惑人心的功能。

两篇申请书
我想了又想最后还是决定陈列两位在美国“文风”的写作教育下培养出来的青少年写作的大学和研究生院的申请书;让中国的读者, 尤其是青少年读者,看看美国青少年是如何写大学和研究生院申请书的,我想这可能会是一件有益的事。我绝对没有替两位文章作者炫耀的想法;她们真的不需要。我读过一些篇中国青少年写的大学和研究生院的申请书,我自己很久以前也写过研究生院的申请书,我想说的是我们的写作是不符合美国 “文风” 的要求的, 用我们的 “文风” 写作的申请书在申请美国学校是不可能产生预想效果的。我以前吃过这个亏, 希望大家不要接着吃。

第一篇 “直面自己” 是一位高中生申请大学时写的,第二篇 “医学与我” 是一位大学生申请美国医学院,相当于中国申博时写的。如果我们把申请文看成敲门砖的话,这两篇文章都可以算是很成功的敲门砖,因为它们都帮助申请人敲开了美国许多顶尖学校的大门,最后让申请人如愿以偿。但在这儿我想强调的是这两篇文章都很符合美国 “文风” 的要求。;

直面自己
我决定以一个非正式的问答环节结束我六个星期的美国文化讲座。有许多只手举起来了。
“你有男朋友吗?”
“是不是每个人每天都吃麦当劳?”
我轻松愉快地回答着这些问题,课堂不时响起一阵笑声。他们都已经熟识我和喜欢我的幽默感。我瞥了一眼钟。再有几个问题,我在昆明医学院的系列讲座就应该能够轻松愉快地结束了。

一个女孩举起手来,当我让她发言时,她恭敬地站了起来。“如果美国和中国之间发生战争,你会站在哪一边呢?”

房间马上沉静下来,我的思绪高速旋转想躲避这颗飞来的子弹。稍微停顿了一下,我笑着开玩笑地回答说:“我想我会搬到非洲,不操心这个问题。” 课堂爆发出一阵笑声,我微笑着,为自己的才思敏捷暗暗得意。这时一个年轻男孩站了起来,我可以清晰地察觉到他对我外交词令的答复并不满意。
“你究竟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

就在几年前,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是美国人,一个从吐着满口美国俚语的舌头到染着美国饮料的耐克鞋的舌头都是美国味的彻头彻尾的美国人。为了保持我刻意塑造的自我美国人形象,我曾经坚定地拒绝做任何我认为是中国人的事情。我不愿意弹钢琴或拉小提琴,因为这似乎是作为一个中国孩子的先决条件,而是吹起了小号。我在中文学校里装得无精打采毫无兴趣,直到我母亲彻底丧失希望,我也就趁机退了学。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意识到我永远无法完全融入收养了我的家庭。我从来没有遭受过明显的歧视,但无论我如何完完全全按美国人的方式行事,我一直在学校里被称为 “中国孩子”。在家里,我接受到传统的但往往是很严格的管教。尽管我最初很愤慨,但我慢慢地意识到,我父母的行为是有益的,并与我自己的价值观相同。他们对于努力工作和卓越表现的要求有时候看起来很极端,但满足他们的高标准让我感到自豪和有成就感。虽然我仍然按自己的兴趣成长,他们的监督使我更专注于我的目标。渐渐地,我开始接受培养我成长和塑造我的中国文化。

我与中国人根的联接在我对我的出生地连续三年的访问和开展英语教学中变得更加深厚强壮。与我的奶奶一起同住,和我的表兄弟妹们一起谈笑,跟我的学生们一起相互交流,我开始为他们的生活担惊受怕,为他们的成就欢欣鼓舞。当我走在街上时,我曾经努力改变的中国人特征帮助我找到了归属。我曾经试图用喷洒柠檬汁冲淡的乌黑的头发,我曾经使劲捏压想让它变得高耸的小鼻子,我那双比我的洋娃娃的眼睛还要小的眼睛; 是它们让我融入到人群之中。在中国的街头上,我得以直面自己。与此同时,我意识到即使我与街头上漫步的人们在外表上是浑然一体的,但我也绝对不可能被误认为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我在美国无意识中养成的举止态度比任何我刻意做出的美国人的姿态使我更像一个美国人。无论是在晚餐时要求一杯冰水,参加大人讨论政治,还是和我的学生们一起讲笑话,都会让我脱颖而出。我身在家乡,但不觉得是回到了家。经过多年的挣扎,我终于知道我是谁了。我冷静地回答了这个年轻男孩,声音坚定沉着: “我是个中国-美国人”。

他仍然站着,马上反问到:“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到底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虽然他可能永远都不明白,但我坚定地回答他:“为什么我不能两者都是呢?

医学与我
我的生命始于一个塑料盒子。我早产了两个月,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里度过了我生命的最初的几个星期。当我年纪稍大一点的时候,我的父母讲述了我母亲的急诊室访问, 以及随后的剖腹产和我的紧急肠套叠手术。如果我早生几十年,这次怀孕就会在要么是我死要么是她亡中结束。在 “我为何存于世” 这个问题的最早的回答中,现代科学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在高中和大学学习期间,我的兴趣就开始转向医学了。流行病是我早期关注的焦点,因为它对全世界人民的健康危害极大。2012 年夏天,我有幸能在南非德班的夸祖鲁纳塔尔结核病和艾滋病研究所临床试验部门工作。在那里,我参加了一项涉及数百名患者为改善结核病和艾滋病诊断和治疗的研究。改善对这些高度流行的疾病的诊治是有明显临床价值的,但只是在我前往一个叫圣安德鲁斯的偏远医院后,我才真正感受到这些流行病对病人生活的实际影响。德班教学医院的创伤外科霍兰德医生,每半周飞往没有外科医生的圣安德鲁用他自己的时间为病人做手术的行为激励起我在医学第一线拯救生命的想法。

我想象我观察到的第一例手术会是一个简单的活体检验,但是在检查了病人之后,霍兰德医生警告我要镇定。这位十几岁的女孩是艾滋病毒阳性患者,乳头瘤病毒感染导致她的外阴上皮细胞膨胀到了可怕的绰号叫 “旺盛的花椰菜” 的状态。霍兰德医生解释说,她因为害羞或者贫穷没有尽早就医,一直拖到她在外地打工的男朋友回来要求性爱时她才不得不前来就诊。没有训练有素的麻醉师帮忙使得活体检验生灵活现让人记忆犹新。霍兰德医生是依靠氯胺酮和咪达唑仑进行镇静的,护士偶尔会将女孩摇晃到有意识的状态,以免她呼入的气体浓度太强。医生和患者之间难以置信的相互信任对诊断的结果至关重要; 圣安德鲁的医生们对他们患者的社会经济落后状态予以充分的谅解,从而使他们的病人能向医生坦诚心怀。圣安德鲁的每个诊断结果都是在对患者个体特征,资源限制,文化背景,和医学手段进行综合考虑后产生的。当霍兰德医生对一名患者的乳房进行检查时,他告诉我烧伤疤痕是患者访问过传统治疗师的标志。另一名患者肋骨上的硬包是采矿工作造成结核病感染恶化的表现。在许多情况下,患者并不需要手术或处方治疗,而只需要安慰人心的言语和一双沉稳温暖的手。一旦知道他的肠疝是可以用手术根治而不是一条藏在胃里的蛇, 一个忐忑不安的男人的紧张心情立刻就松弛下来。

观看霍兰德博士与患者之间的协作配合使我对我利用大数据,演化,和统计方法对长期趋势的研究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我在波士顿从事疟疾基因研究,我考虑的是基因世世代代的演化,利用的是巨量的数据分析基因序列。虽然我已经应用统计方法识别出新病源菌,并确定了与病源菌抗药性相关的基因突变,但亲耳听到患者叙述由于离乡背井出外打工,贫穷,和缺医少药使得传染病肆意传播并由此最终产生抗药性的过程使我认清传染病问题的关键。我在第一线诊所的实习告诉我,虽然科学研究能够弄清楚一种疾病是如何躲避人类免疫系统的检测而感染人类细胞的,但对于一个患者和社区的日常生活,一位医生在预防和治疗方面的作用更重要。我希望我能像我在南非耳闻目睹那样和有需要的病人建立起可信赖的和温情的关系。

从德班返回波士顿后,我继续从事临床和基础科学研究工作。尽管实验中随时出现的技术问题有时令人沮丧,但我与霍兰德医生和在其它医院工作的经历让我懂得: 我的工作可以帮助医学第一线, 医生和患者之间面对面的互动, 省时省力。我对于我自己能从一个塑料盒子出发成长为一名健康的学生,一位舞蹈家,和一个擅长烘焙巧克力饼干的面包师的童年惊奇,随着我作为一位儿科器官移植部志愿者目睹浑身插满管子和监视器的孩子们能在手术后健康返家,作为一位骨科临床研究人员看到高中网球明星在前臂骨折后能康复归队,和作为一位社区保健中心志愿者在帮助人们申请到食品券后可以继续支付高血压药物后的放松解脱中与日俱增。我医生职业生涯的梦就是让每个病人都有机会发挥出自己的所有潜力,就像医学给了我机会一样。

以下两段来自一位被麻省理工学院录取了的申请人给出的大学申请问题答案。问题的题目是 “课外活动” 和 “创意”; 两项麻省理工学院最想了解的申请人特质。麻省理工学院对于真正的书呆子并不很喜欢, 但喜欢言简意赅和不同寻常的学生。答案写得这么短是因为麻省理工学院只允许这么短。你可以自行判断答案的写作是否遵循 “文风” 包含的三个要素和三个手段,以及答案是否能让这位申请人在一群科学 “书呆子” 里脱颖而出。

我的课外活动似乎是由不同领域的行话和迫在眉睫的截止日期组成。然而有一项课外活动总是能让我轻松下来,那就是舞蹈。在我耗尽了我的每一个脑细胞后,舞蹈让我的大脑休息而让我的身体接受挑战。当我察觉到我美美地展示了一个金鸡独立的舒展舞姿时,没有任何行话可以表达我的满足之情。当我稳稳当当地完成了一个三周跳跃回旋时,所有的压力都从我的手指尖里飞驰而去,使我在一天的奔忙后重新找回平衡。舞蹈提醒我生活中单纯的美,让我有成就感,尽管,甚至就是因为,我不会为此获得任何奖牌或奖励。 我跳舞只因为我喜欢舞蹈。

我的创意和我在厨房里挥舞的切菜刀一同飞扬。当我做饭时,我会将国际风味融入我独创的菜谱之中。在我烹制的晚餐里,我会加入来自希腊的卡拉马塔橄榄,来自印度的马萨拉咖喱, 和来自墨西哥的西红柿洋葱酱。每当我发现一味新的配料和调料时,我都会考虑如何才能让它为我已经知道的食谱添香加味,以创造出一道崭新,复杂,而美味的佳肴。烹饪与生活同理,制作一盘菜跟设计一个项目一样,都得考虑材质,拟定计划,精心制作才能达到最佳效果。正如我知道某些美味可以和谐地融合在一起,科学方法的逻辑顺序也可以同样构建。对于创意过程的初步了解使我知道我必须着眼于当下,但需要在学习和成长的进程中为万一留出余地。创意使不得不为之的烹饪过程成为一趟有趣的探险之旅, 让我不断地发掘出新的味道。我会把同样的探险精神用于我在学校学到的每一门功课,以及我在家里读到的每一本书中,思考如何利用我学到的新知识来提升我的生活方式,或者得出关于世界的更大的结论。对我来说,创意不是一时一事,而是对我周围的环境和我自己的重新评估。

 (版权©2017,  缪熙怡 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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