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我的世界 之二十七:民主篇 - 参与民主、品尝民主

Author: 缪熙怡

州级民主
州一级的民主包括选举州议员, 州长以及对一些由选民联名请愿产生的涉及全州的问题进行公投。由于州议员及州长的选举是在党派候选人的基础上进行的,而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选民都是非党派人士,我们的选票就是确认党派的初选结果。麻州是一个进步派占绝对优势的州,或者说是一个深蓝色州。 我所在的选区的州议员从来就是民主党的。已经有好多年共和党甚至都懒得推候选人。倒是州长的选举有点意外。也许是大多数美国选民对于权力的约束和平衡情有独钟,我在麻州居住的这么些年,大多数时候州长选的都是共和党人。2016 年,我们州也为下面这四个问题举行全州公投:
问题 1: 允许州赌博管委员增发老虎机许可证;
问题 2: 授权州教委批准新建最多 12 所新章程学校或者允许现有的章程学校扩招;
问题 3: 禁止饲养场对于动物过分的行动限制;
问题 4: 开放 21 岁以上个人娱乐性吸食大麻。
这些问题乍一看都算不得是州计民生的大问题,也不影响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那为什么它们就成了州政府官员或者政治家做不了决定而需要全州居民公投做决定的大事情了呢?这是因为这些问题虽然影响的人不多但处理得不好的话是会给政府官员带来一身骚的。比如,增发几个老虎机牌照确实是一件小事,但大多数政治家可并不喜欢自己的名字跟赌博有关联,尽管政府永远不会放弃政府从赌博收取的高达 50% 的盈利税,况且人们也不在乎政府主要从穷人头上收取的这么高的税。政治家们真的是很难找到断了这个财源的勇气。再比如,大慨没什么人会反对在要它们的命前,我们应该让鸡活得宽敞一点至少有个转身的空间。但结果是鸡和鸡蛋的价格也就会高一些了。当这件事真地发生时,恐怕很少人会有人去想想这事的前因后果从而宽恕原谅那些在他们的治下让鸡和鸡蛋价格飞涨的政治家们。我们选民不反对让鸡活得舒适一点并不等于我们就会不追究那些让鸡和鸡蛋的价格涨上天去的政治家的责任。鸡不会投票但吃鸡和鸡蛋的人会。这些事大家一起决定, 责任是大家的。 

在州一级,我的选票基本上也是可有可无的。公投更多的是表明对于一些道德问题的态度而并非真的能影响个人的日常生活。我实在不想操心一个离我家遥远我根本就没去过的赌场的老虎机的数量。其它的问题,我大多也是从道德的高度而不是它们对我实际生活的影响去决定我的选票。我的选票也许对决定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是我们的州长有点帮助,但效用也是非常有限的。麻州共和党和民主党候选人竞选时观点上的区别,还真的是需要用放大镜去找。即使是在共和党的标志性的观点比如堕胎和同性恋上,麻州共和党候选人的观点也与共和党相反而与民主党一致。上次州长竞选,两位候选人最大的差别是共和党候选人保证在他任期内麻州 5。3%的收入税不会变,而民主党候选人则不保证税率不会被调高到 5。6%。 还有就是建新章程学校,共和党候选人支持而民主党候选人反对,但这个问题只会直接影响到不到 5%的麻州居民,对于其他居民这不过是个有关平等与自由谁先谁后的道德考量。所以谁当选,区别都不大。我自己也是按照约束和平衡的原则去投票,很少关心候选人具体的大同小异的理政纲领。事实上,这么多年我从未感到过我们州共和党或者民主党州长在施政上有任何差别。这也许正是民主有
效的见证, 强迫万事趋中,而不是走极端; 因为大多数选民的立场既不特别保守也不那么进步。

名不符实的参与国家事务
如果把民主想象成国民一人一票选举国家领导人和参与国家事务管理,那么美国民主是非常让人失望的,因为美国民主不让我去做这两件事。我解释过, 在国家或者联邦一级,美国民主是不允许国民直接妄议国家事务的。美国没有全民公投也没有全民直选。我的选票在总统选举中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美国总统是由每个州的 “选举人票” 而不是由 “选票“ 选举产生。我所在的州,麻州的“选举人票”归获得超过麻州半数选票的候选人。麻州是个进步派人士占绝对多数的所谓的深蓝州。代表进步派倾向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我出生之前就已经稳稳当当地每次都赢得麻州的选举人票。每次总统选举,甚至都不用等民主党选出他们的候选人,全国人民就已经知道民主党候选人在麻州赢定了。所以,除了捐款,从没有任何总统候选人会到麻州来竞选的; 没有必要和没有一点用。2016年,我特别注意看了各大电视台关于总统选举的报道。 晚上 8 点,麻州选举结束,8点零 5 分,在麻州开始正式清点第一张选票前,所有电视台就已经宣布麻州的 11 张选举人票都通通归希拉里了。麻州在美国国会的九名众议员和两名参议员倒是由麻州人民一人一票选出。但由于美国基本上是两党制,而大多数选民是非党派的。对大多数选民来说:选举不过是在共和党和民主党给出的坏苹果和民主党给出的烂橘子候选人之间做一选择。况且,在我到美国之前,麻州就基本没有选出过共和党的众议员和参议员;投共和党候选人就是一废票;而投民主党候选人则是多余的一票。所以,对于我个人来说,生活在麻州, 我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民主权利可以说是无足轻重可有可无。你当然可以争论我还是有民主权利去投我那张一点作用都没有的废票。但这是在哲学层次上的争论了, 我是个工程师。

但美国民主三纵三横的设计意味着我是否参与国家事务对我的影响不是很大。以总统为例:纵的方向,国会和法院自会牵制约束他的行动。想想奥巴马上台前信誓旦旦地要改变美国的一切,但最后干成的就一件事,医疗改革。就这一件,也还面临被推翻的危险。我不相信特朗普可以成为一个例外。横的方向,我的日常生活更只受我的小镇和州的法律和规则的影响,总统或者说中央政府的决策对我生活的影响首先得跨过三横中州和小镇自治的两道高墙。事实上,对于生活在美国土地上的任何人,公民也好非公民也罢,总统的话真不是一言九鼎。前面讲到的美国联邦华盛顿西区地方法院诉讼禁止伊斯兰七国移民和难民入境的总统行政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即使只是针对非法移民,波士顿已经宣布它要成为一个非法移民庇护市,也就是说波士顿警察将不会协助联邦执法机构查询拘捕非法移民的行动。甚至我居住的小镇也吵吵嚷嚷要成为一个非法移民庇护镇。

大家都不听话的待遇还真不是特朗普单独享受的,以前奥巴马关于让一部分非法移民合法化的行政命令由于受到国会的挑战而被联邦法庭宣布暂缓执行也不能执行贯彻下去。再比如说,特朗普可以慷慨激昂地向全世界公开宣布, 他要在美墨边境修一道高墙,但在美国国会真正拨款干这件事之前,除非有人愿意免费干, 一块砖头也不会上墙。我不是说墙真修不了,因为现在共和党议员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都占多数,他们大多数也赞成修墙所以还真有可能拨款;而只是说这事在美国不是总统一人说了就算数的。

民主的代价
民主当然是有代价的。十多年前,我参加了一次镇居民大会。大会的议题是讨论镇上是否愿意加入州政府的一个建设项目, 把穿过包括我们镇在内的许多小镇的一条废弃铁路改建成一条通向波士顿的娱乐风景自行车道。因为我们看到的只是几张图, 作为普通居民,我们既没有专业知识, 也没有实际经验, 更没有深入研究从而可以对这个项目产生的利弊做出准确判断。讨论很快就完全集中在“万一”出现的各种可能的最坏的结果上。有人甚至提出万一骑自行车和散步的人在道路两旁堆放垃圾影响环境, 从而影响周围房地产价格这样匪夷所思的问题。出于对最坏情况的恐惧,我们在会上投票放弃加入这个项目。

几年以后,一条漂亮的自行车道在我们旁边一个批准了这个项目的小镇建成。大家亲眼一看都傻了眼。所有 “万一” 的坏处都没有, 倒是所有我们没想到的种种好处都呈现在眼前了。过了一年,我们改正错误投票加入。问题是我们加入得太晚了,州里对建设这条自行车道每年的拨款是有限的,得按照每个镇子加入的先后次序施工。等了十几年后,自行车道去年终于在我们镇开工。 也是大约十年前,我旅游到了西藏。站在西藏的大山上,手机通讯清晰到一点问题也没有。我当时非常感叹: 因为在我家中,手机通讯当时还是时断时续的,有时甚至一点信号也没有。原因在于,电话公司准备在我们镇上的一个小山包上架设通信天线的计划在镇上的居民大会上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搁置。没有人会喜欢在自己家背后环境优美的小山包上出现一根天线。非得在家里使用手机的居民人数有限,同时大家还都明白镇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潜规则。谁都会有需要保护自家后院的时候, 对不对?在镇居民大会上站起来投票支持在别人家的后院架设天线可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如果要建的天线是在我家后院,我则会和邻居一起组织起来利用民主的手段阻止或者延迟天线的出现。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我在以前住的镇子就干过这事。由于我们的反对,我在那个地方住了四年,一根准备用于服务波士顿地区的天线在我搬到那儿前就筹划,直到我搬走了也还没架设。

我用天线做例子是因为通信天线是一项造福于不住在天线附近居民的项目,国家通信法明确规定附近居民并没有否决架设通信天线的权利, 而只能和架设天线的通信公司通过民主协商沟通解决具体问题。 但在民主协商中, 具体问题可以很多,沟通是非常花时间和费钱的。比如说,我的一个邻居在会上提出,他在要架设天线的地点附近发现了一种稀有的受保护的小青蛙,于是在居民大会上提议需要对架设天线进行全面环境影响评估,要求合理合法,很容易就得到大多数居民的拥护几乎全票通过。通信公司花了一年时间才完成评估。一个问题才解决,另一个问题可又会出现。所以如果当地居民齐心协力一致反对,即使根据国家法律通信公司完全有权架设天线,除非天线是非在此地架设不可,花钱耗时民主协商一阵子后,通信公司通常会知难而退, 换一个居民好沟通的地方去架设天线。如果非架设不可,没有几年的时间是完不成和居民沟通解决具体问题的。

我个人是非常愿意等十几年才看到一条美丽的自行车道, 而不是看到它不容分说地瞬间就出现在我眼前。我也同样愿意或者不得不忍受没有手机信号的日子,  我不愿意的是一根天线在通信公司解决了我的关切前就架设在我家的后院。但我也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奢华民主的代价不是所有国家都可以承担和享受的, 条件不允许。 

同时,民主也是一项非常昂贵的活动。虽然在小镇一级,选举各种管委会的选民代表和开镇居民大会花不了什么钱。选民代表不是全职工作,补偿很少, 基本上可以算作志愿者。但州一级和联邦一级的竞选就需要很多的钱了。2016 年,总统竞选的花费是二十四亿美元,每一个众议员是五十万,而每一个参议员是一百五十万, 总花费是六十五亿美元。美国有大约四千五百万穷人,选举的代价相当于给每个穷人发放一笔一千五百美元的救济款。  

虽然大部分竞选的钱是靠从富人或者中产阶级哪儿募捐而来,但一个想踏入政坛的新手要么自己非常有钱或者至少自己有足够丰富的启动基金,否则的话要站出来在国家一级代表人民可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做到的。特朗普总统本人就是一个身家价值三十一亿的亿万富豪。我能找到的美国众议员和参议员的身家价值是 2012 年的。那一年,众议员的平均身家价值是六百五十万,而参议员的平均身家价值是一千四百万; 其中代表进步派的民主党众议员的平均身家价值是五百一十万,参议员两千一百万; 代表保守派的共和党众议员的平均身家价值是七百六十万,参议员六百四十万。2012 年,美国顶尖1%富豪俱乐部的入会门槛是八百万,而顶尖 5%的门槛二百四十五万。所以,至少在身家价值上, 绝大多数进步派和保守派议员都是美国富人俱乐部的成员, 大多数参议员则是最顶尖的 0.1%超级富豪俱乐部成员。只有很少的几个议员属于 90%普通人俱乐部。另外,非民选的大法官也都全是富人俱乐部的成员。

民主与我
我用我自己品尝民主的经历, 说明美国民主制度的设计, 使我个人是否参与民主与我个人的日常生活关系不大。但我的结论绝不是民主对我是没有价值的而是恰恰相反。 也许这正好证明了美国民主制度设计的某种科学性和合理性。没有小镇自治的民主,我和镇上的其他居民就会没有任何能力维持我们小镇的现状, 优异的学校和安静宽敞的居住环境。一个交通灯,一根天线,一片新居民区,或者一个大商业区就有可能在不听取我的任何意见,让我表达我的不满,甚至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就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在我家附近。当然你可以认为政府有理由把它们建在我家附近, 它们的出现可能对大家是有好处的,但我仍然会感觉这还是一种暴政。 

在州长选举中,由于州长必须获得州里大多数选民的支持,这样就迫使州长候选人的政治理念趋中。 于是共和党的执政和民主党都差不多,大同小异。我们选民因此得以安居乐业,生活过得平淡无奇。今年的总统选举也许是个特例也许不是。美国沿海大都市与内地小城镇,多元文化知识精英与基督教乡村红脖子,进步派的新思维与保守派的旧道德之间的激烈斗争正在撕裂美国的许多长期共识,给美国民主以极大的挑战。但我对于美国民主三纵三横的设计仍然很有信心,相信它依然可以顶住现在的挑战。但如果我住在另一个国家,我对美国民主制度就不会那么高枕无忧而是有充分理由对美国的霸权政治忧心忡忡。当设计美国民主时,美国在世界舞台上还是一支微不足道的力量,对世界事务的影响几乎为零。与在国内事务上对于总统权力的充分约束和制衡不同,

美国民主的设计师把处理外部事务的所有权力基本都赋予总统了。这在当时根本不是个问题,因为这个权力几乎就没一点用武之地。今天,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美国总统对外部事务仍然拥有几乎不受限制的权力。禁止从七个伊斯兰国家的公民入境的行政命令在美国自会有法官和地方政府挑战它的合法性,但只要一出国门这一行政命令就是圣旨会被百分之百地执行下去了。美国近年来所有严重的失误都发生在国外,从布什在伊拉克浪费 17 万亿美元进行一场没有结果的战争到奥巴马的叙利亚政策造成的数百万的难民和强大的恐怖组织。这也许跟美国民主制度设计对于总统权力在外部事务基本不加限制有关。

其次,作为一种成熟的民主,在经过了几百年的磨合后,美国在中央和地方权力的分配上已经达成了平衡。中央和地方合而分,分而合,各司其职。一方面,小镇有足够的自治空间行使其民主权利,但另一方面,州和联邦政府双重法律的约束使小镇不至于变成一个特立独行的黑社会。举个例子, 艾克顿有个地方规划法,规定一幢单独建造的新房子必须建在一块超过 1.5 英亩,也就是大约 10 亩宅基地上。艾克顿的解释是艾克顿没有公共下水道,所以每幢房子需要自己的化粪池,因此需要比较大的宅基地。大家当然心知肚明这个规则的另外一个用意是维持艾克顿的房价从而保证其中意的居民成分。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隐含的歧视性规则。这样的规则理所当然地就会受到联邦和州法律的限制和挑战。联邦的公平居住权法规定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根据宗教信仰,出生地点,种族,和经济状态拒绝任何人购买和租住房屋。所以一个镇子是无法公开地阻止任何人入住的。更重要的是,麻州有一个名为 40B 的州法,规定当一个城镇的可负担房屋没有达到州政府设定的 10%的阈值水平时,如果开发商愿意分出 15%的新房屋作为长期经济实用房时,房地产开发商就可以不受地方规划法的限制,在一片较小的土地上盖更多的房子, 也就是所谓的 40B 项目。州政府这样做当然是有道理的。州政府可不希望每个城镇变成居民成分单一的社区, 穷的穷富的富。但是如果没有限制,这条州法将摧毁所有城镇对自己发展的规划。所以这条州法也限制开发商 40B 项目的利润不能超过 15%。因此,在现实中即使是40B 项目,开发商仍然不能为所欲为而必须与镇上的居民民主协商决定开发的房子的数量。这也是前几年在艾克顿所发生的。开发商首先建议开发一个新普通居民小区, 被拒绝后改为一个 16 幢联体公寓的 40B 项目。在镇居民会议上讨论时,有居民通过对开发商发展计划的市场分析,算出 16 幢联体公寓带来的利润将超过 15%。几经周折,12 幢联体公寓最后被镇上批准建成。美国的小镇民主就是在类似这样的分权和管控中进行。 

我也体会到我之所以能够在美国享受相对多的民主权利,除了依赖于美国完善的法律制度对于人权的充分保障,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美国的地大物博。地大物博给民主的多样性和自主性发展创造了广阔的空间。有了人权,如果一个人在一个地方不幸地成为了生活上不称心倍感压抑的少数派,他可以比较轻松容易地搬到一个他志同道合的同伴们是多数派的地方,甚至和这些同伴们一起创造一个自己的新天地。例如,阿米什 (Amish) 是一群不相信和不想享受现代科技便利而愿意生活在 19 世纪的人士。他们也许跟当今社会的大多数人的信念格格不入。但在美国,他们有根据自己的信念生活的单独社区。我参观过他们的社区。在这些小镇子里,没有任何现代发展的痕迹; 电是不可以接到家中的, 主要的交通工具是马车,学校是几间孤零零地耸立在大片耕地中间的房子并依然按照 19 世纪的方法传授 19 世纪的知识。

你可能也听说过摩门教的故事。这是约瑟夫•史密斯 (Joseph Smith) 在 19 世纪 20 年代在上纽约州创立的一个新宗教派别。由于摩门教的信仰与传统的基督教有所不同,其信徒在大多数美国社区成为少数并被视为邪恶的异教徒,在这些社区倍受打击迫害。1844 史密斯去世后,大多数摩门教徒跟随杨百翰 (Brigham Young) 经过万水千山的长途跋涉后定居于今天我们称为犹他州的地方。今天的犹他州是一个摩门教徒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地方。我自己也有朋友,在察觉到在我们镇上想控制学校的预算, 不增加房地产税是一场绝对没有胜算的战斗,就毅然决然地搬到一个居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保持低房地产税的镇子去了。

 (版权©2017,  缪熙怡 版权所有)

1243 reads
万家网黄页,以信任为基础的商圈
以波士顿为中心,辐射全美,提供最新华人商家信息,服务全球华人
微信、微博、facebook, twitter最新的社交媒体信息推送,日均过万阅读量
百家商户注册,跟踪华人最新创业咨讯,了解第一手最好玩最有趣的商家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