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我的世界 之二十一:自由与平等 - 劫富济穷?

Author: 缪熙怡

劫富济穷
2016 年,麻州一些居民准备把从年收入超过 100 万美元的麻州家庭额外增收 4%的收入税的议题再一次交付全州公投。但在最后一分钟,这个议题被撤下,具体原因不明。有人猜测,这是因为额外征税的支持者害怕再一次失败。因为自 1962 年以来,这个问题已经公投了五次,也失败了五次。千万不要错误地认为失败的原因是有太多的麻州居民年收入超过 100 万,他们都投了反对票所以公投会失败。实际数据是: 麻州家庭的中位收入为 69,160 美元,每 10000 名公民中只有 42 位,也就是 0.42%或者不到 1%的人,年收入可以达到 100 万美元。就算是他们全都投反对票,对公投结果的影响也是无足轻重的 。

曾几何时,在我的故国“打土豪,分田地”曾经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今天,我不知道额外征百分之一超级富豪的税这样对绝大多数人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会有多少人不赞成。了解麻州那些自己不是富豪但仍然反对向超级富豪额外征税的人的想法,对理解美国社会和她的人民是会有所帮助的。 由于投票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我只好以我自己为例子来解释: 如果投票发生, 为什么我会投反对票。

我首先声明我每年的收入远远低于-百万。其次请记住我是把自己综合成一个为了形形色色理由投反对票的选民于一身的选民代表,真正的我可能会但也可能不会同意我下面给出的任何一条理由。写这章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知道即使一个人自己本身不是土豪,也可能会有理由不赞成 “打土豪,分田地”。

大家必须清楚讨论的问题是: 把 1%的超级富豪单独挑出来额外征税这个做法是不是有正当理由而不是超级富豪应不应该纳税。超级富豪应该纳税,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纳税。这是因为在现代社会里。政府承担了治安, 教育,建设和维护基础设施,以及救助穷人的功能。干这些事都需要钱。政府不征税,钱从那儿来?  在麻州,除了每个人都必须交纳的收入 6.2%的联邦社保税,1.45%的医保税,和根据收入水平从 15%到 39.6%的收入税, 以及联邦对一些较高收入的人的一些其它额外征税; 每个居民还必须交纳收入 5.3%的州收入税,买东西时再交纳 6.25%的销售税,给汽车加油时每加仑交纳 45 美分的汽油税,以及根据每个人居住地不同的从 1.0%到 2.0%的房地产税。政府仍需要额外征税的原因,在我看来,就不是很清楚。我当然知道,不管政府能征收到多少钱,它都可以找到地方把钱通通花光,一分也不剩。但政府能花钱,并不
构成我就必须授权给政府收刮更多的钱。比如说:教育需要钱,但我知道的是麻州许多城市的每个学生每年的开支已经超过了 2 万美元而我却没有看到与之相符的结果。 在我看到更高的教育开支确确实实会带来学生更好的表现之前,我不认为继续投钱是个好主意; 其它的需要也一样。当然,许多人对此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那我们就避开对需不需要额外征税原因的讨论,而只是看一看对富人额外征税是否有正当理由。

额外征税有正当理由吗
美国是一个经济上非常不平等的国家,顶尖 1%家庭拿走了美国家庭总收入的 19%,拥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全国总财富。为了给大家一个完整的画面,我想也指出顶尖 1%已经付了超过 35%的联邦收入税。但不管怎样说,美国的的确确是世界上收入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  

额外征税的支持者首先指出,既然情况是这样的,那么政府从赚钱多的人哪里多收一点税劫富济穷让我们的社会更平等,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通过政府的财富再分配政策把我们的社会建成一个整齐划一, 人人无忧无愁, 生老病死有依靠的平等社会也许是许多人的梦想,但并非是所有人包括很多不属于百分之一的人的理想。就算这是一个“崇高”的理想,政府也不就可以不择手段为所欲为, 爱干什么就干什么, 总得有点理由吧?  

额外征税的支持者接着指出: 一家人一年挣一百万足够他们家随便花了。教育,基建,和穷人更急需要钱。从超级富豪哪儿额外多收点税对他们的生活质量丝毫没有影响,但对于改善社会和增强穷人的幸福感则是雪中送炭。针对这个说法,我先举一个极端一点的例子。我是一个健康人,我有两个功能健全的肾。医院的病床上躺着一个肾衰竭濒临死亡的病人急需一个功能健全的肾。但我相信你不会认为因为病人更有需要,他就有权得到我的肾,更不会认为应该授权政府强制我交出我的肾。如果你认为这个例子太极端。那我给你举个轻松的例子。我认为我太太已经买了太多的衣服在家里,根本穿不完;当然她完全不同意我的看法。无论如何,这绝对不等于说我就应该支持政府来把我家多余的衣服拿走分给急需这些衣服的人。

从有钱的人哪儿自行拿钱,不管是古代绿林好汉的劫富济穷,还是当今政府的强制财富再分配,都是一种“偷窃”行为, 这跟被偷的人是不是真需要哪些钱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人有需要不是压过一个人对自己合法挣来的钱财有完全支配权的王牌。一百万够不够花和怎样花,是用于花天酒地的浪费,一本万利的投资,还是拯救世界的善举是钱的合法主人的选择,跟政府无关。我不认为因为有需要,偷窃他人钱财的行为就变成正当的了。所以,社会和个人有需要并不能让我改变我反对向超级富豪额外征税的想法。况且,我自己也不是一贫如洗。我每个月的工资,除了吃喝住行外略有结余。这也就是说,政府如果把我没花掉的这部分钱利用征税的手段再拿走一部分,我的幸福感大概也不会减少多少。但如果政府把从我手中征来的钱分配给那些等米下锅的穷人,不用政府告诉我, 我也知道他们会很高兴,他们的幸福感会大大提高。整个社会的幸福指数会因此而持续升高。但我更知道,朝这个方向奔一不小心就会把大家都带进一条通向人人悲惨的刹不住车的大下坡路,不朝下滑到每一个人都同样悲惨的最底部是停不下来的。我自己就有这样的亲身经历。我相信我个人那时候一文不名的空钱包比任何一个好心肠的政府通过财富再分配实现共同富裕的梦想和说教更有说服力一些。

额外征税的支持者更指出:在一个民主社会中,额外征税是不能够跟偷人钱财相提并论的。应不应该额外征税是民主决定的。每一个人包括要被额外征税的 1%超级富豪都可以发表意见和投票,如果大多数人投票同意额外征税,被征税就应该算是经过本人同意的从而也就是正当的了。我认为这纯属偷换概念。生活在一个民主社会,接受投票结果决不意味着接受多数人的决定是正当的。即使所有雅典公民都投票一致判决苏格拉底罪不可赦当死,也不能改变苏格拉底是清白无辜的既定事实。苏格拉底坦然接受民主投票产生的结果并不意味着他接受或者应该接受民主投票产生的结论。民主投票也许能产生解决资源分配纠纷的方案,但决不能告诉我们这个解决方案是否有正当理由。1801 年,托马斯·杰斐逊 (Thomas Jefferson) 在总统就职演讲时阐明的就是这个道理:

“所有人也要牢记这一神圣原则,虽然总是多数人的意愿占上风,这意愿须合理方属正当;少数人拥有同等的权利,法律必须给予平等的保护,违反少数人的权利即为压迫。”

正因为总是有人想把多数人的决定等同于或者混淆为决定的正当性证明,所以我更要投反对票以免让人认为给富人额外加税总是一项正当之举。额外征税的支持者进一步指出:在任何一个地方,收入超过 100 万美元的能人通常并不是单打独斗一个人挣到那一百万的,他的高薪依赖于社会上很多其他人的帮助,他对这些人是有欠缺的。额外征税是为了对这些其他人进行补偿。我可以理解这个立论的一部份。正如这些人指出那样,我们公司老板超过一百万的年薪不是他一个人产生的。我,和我一样的其他工程师,以及公司打杂工都对他的高薪有贡献。没有我们为他生产产品,他去那儿挣他超过一百万的年薪。但是话又说回来,对于我的贡献,我不是已经收到了我应有的报酬吗? 打杂工收到他的。我们老板也收到了他的报酬。我们老板的报酬比我高很多是因为他的工作比我的工作对于公司更重要责任更大,他的能力,才干,和付出的努力也都大大超过我。当然如果有人认为我没有拿到我应得的报酬,我的报酬应该更高而我们老板拿走的份额太大。不管这是不是真的,我还是很愿意相信的。和所有人一样,听到有人说我的贡献给低估了,我总是很高兴的。我还认为,公司打杂工每天工作也挺累的,他的报酬也低了。但就算真的是这样,公司老板只是欠我和打杂工一个公道。我还是无法接受我因此就应该支持政府对他额外征税去给州里修路或者给穷人交医疗费。这是哪儿跟哪儿啊。我工程师线性思维的脑袋实在是转不过这个弯来的。

额外征税的支持者祭出最后一把杀手锏, 指出: 你们公司的执行长是比你和公司的打杂工更有才能,对公司的贡献也更大,所以他应该有更高的报酬。但他不是生活在他单独一个人的社会里,而是生活在我们大家的共同的社会里。是我们这个社会给他的商业才能提供了英雄用武之地,是千千万万的低收入的普通人以不同的方式为他个人的成功添砖加瓦。如果他生活在非洲的一个部落里,他的同样的商业才能有可能让他赚 100 万吗?回馈社会是他作为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所以政府代表社会向他额外加税是完全正当的,说不上是对他的抢劫。 虽然生活在非洲的那段话有点强词夺理,因为它是假设。

我对这段立论的前提部分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我只是仍然不能推出同样的结论。我同意: 正是美国丰富的创业机会,健全的法律制度,和良好的商业环境使得我们公司老板创业成功并由此获得丰厚的回报。他有义务,如果公投的倡议者们一定要坚持我附和你们的说法,我可以认同他有责任用他的获利回馈这个善待了他的社会。但是,回馈社会并不非得通过给政府交更多的税这一方式进行。政府不是造福社会的唯一出力者而只是其中的一个出力者。所有公民,包括像我们公司老板哪样的富裕公民,应该被允许选择他们自己认为最恰当的方式和最有效的办法回馈和造福社会。

在我看来,富豪们并没有推卸自己的责任。在美国的前十名超级富豪中,就我知道的, 沃伦•巴菲特(Alan Buffett),比尔•盖茨(Bill Gates),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要么已经共开宣布要么已经把自己的绝大部分乃至 99%的财富捐献给社会造福人类。比尔•盖茨夫妇风尘仆仆全心全意地奔走于世界各个角落:在非洲防治艾滋病,在印度给贫穷儿童注射疫苗,在美国大力支持文化教育事业。马克•扎克伯格夫妇在美国办学校给贫穷儿童提供健康保障以使每个儿童都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在美国,2014 年个人捐赠达到2558.1 亿美元, 这其中大部分是有钱人捐的; 沃伦•巴菲特一个人就捐了$30.84 亿美元。在麻州,我自己旁观过一所大学的捐款活动。短短几天,学校就捐到上亿美元用于帮助困难学生入学和学校将来的发展。具体到我们公司老板,我当然不可能知道他是怎么考虑他的社会责任和怎样做的。我只知道在一次对自然灾害的受害者的捐款中,他慷慨解囊是我们公司捐得最多的一个人。其实,就算他不直接把钱捐给慈善事业而是投资。以他的精明,一个新的企业说不定就诞生了。就算他把钱都花了,这钱不也间接地促进了经济吗?我觉得这样就很好,如果政府能对公民这样做加以鼓励和创造更好的条件,那就最好了。我个人并不认可政府通过额外征税的办法把富豪们的钱都集中在政府手上然后高高在上扮演救世主以财富再分配的方式对社会进行改造的善举。我对这样做的结果是不看好的。我认为每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并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改善自己和他人的生活从而造福社会所产生的效果远远比由政府来做效果好得多。创造一个美好社会的最大的出力者应该是人民自己。政府该做的是鼓励和创造更好的条件让人民自己操劳和改善自己的生活, 而不是成为一个凡事无微不至亲力亲为的好保姆。这当然只是我个人的观点, 我并不抱希望公投的倡议者们能接受这个观点。我只希望公投的倡议者至少可以承认政府既不拥有造福社会的垄断权也没有对造福社会的方法和手段的专利权。

我和额外征税的支持者关于政府和个人在造福社会这件事上应该由于谁来做主导的争论只不过是个观点之争。我们的根本区别在于推出结论的最后一步。我同意我们的社会给我们公司老板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但这个机会也同样提供给了我和打杂工。我们俩和公司老板的不同仅在于我们没有他的才能, 也许也没有他的努力。总之,我们没有他的特质。 同意单独对他额外征税就意味着我同意我们公司老板的本事不完全是他的, 而有一部份是属于大家的或者说社会的这样一个前提。由此政府的额外征税不过是拿走政府应该得到的分红, 所以也就是完全正当合理的。由于我不同意这一前提,所以我就得到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先来看看我们是不是已经准备就绪接受政府拥有我们每一个人的一部份特质。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运动特征,相貌身高,语言能力等等。特别是那些俊男美女,他们的天生优势大了去了。可不仅仅在挣钱上有优势,在享受其它人间幸福方面的优势更是大得不得了。我们是不是就应该授权政府对他们的优势加以扼制或者为他们专门设一个特殊税种呢?  

具体一点说吧。我所在的公司有这么三个员工,我, 一个普通的工程师,一个打杂工,和我们公司老板。我挣得比打杂工稍多一点,但公司老板挣得比我多得多,他的年收入超过一百万。我是这么想的:在我们三人出生前,老板的名片上并没有事先就印上了他的名字,我和打杂工的位置也没有注定就是我们的。我们三个人各有自己不同的天赋,通过自己不同程度的努力或者不努力,占据了我们今天在公司里的不同的位置。在我们自由选择接受我们自己的位置时,也接受了我们自己不同的报酬。这个结果是我们三人自己的选择或者我们自己的命。我看不出这样的结果有什么不公平,需要政府出面操劳加以改变。在公司里,我们三个人在自己不同的岗位上工作。每个人都是干一个小时,拿一个小时的报酬。如果某一天,公司老板对我说为了公司的繁荣昌盛,你工作的一些小时应该是无偿的,我认为这个理由是说不过去的。公司没有理由让我为公司白白干几个小时的活是因为公司并不拥有我; 我不是奴隶或者部分时间是奴隶,公司老板不是奴隶主。同理,我也就没有理由授权给政府强迫公司老板为了政府的某个目的白干几个小时, 因为公司老板也不是奴隶或者部分时间是奴隶, 政府也不是奴隶主。不管向富人额
外征税的门槛定在那儿,这一做法本身就不正当, 除非你认定奴隶制是合理的。我们每个人都拥有我们自己。政府并不拥有任何一部份我们的特质,我们的本事,和我们的身体,所以也就没有对其为所欲为的处置权。这也许对我和其他的普通人天生不公平,但我坚信它大大好过允许政府对每个人有为所欲为处置权的奴隶制。  

站在少数人一边
最后,我认为额外征税的支持者的做法是不恰当的。他们想利用的是法国社会学家托克维尔 (Alexis de Tocqueville) 郑重警告过的, 需要时时提防的我们普通人“宁愿要每个人都成为奴隶的平等而不要每个人都自主自身的不平等”的自然愿望。大力提倡这种自然愿望过去没有,今天没有,将来也不会给任何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我不是个傻子。我当然知道为什么特意把额外加税的纳税人群定在年收入超过一百万的 1%俱乐部成员。加这些人的税表面上看起来对我们 99%的人民群众实在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而且还可以满足我们的自然愿望。但这些人显然忘了,在波士顿市中心的地标性建筑物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上镌刻有这样一首诗:
 
一开始,他们迫害社会主义者
我沉默,因为我不是社会主义者
紧接着,他们把魔爪伸向工会会员
我缄口,因为我也不是工会会员
下一次,他们追杀犹太人
我还是闭嘴,因为我更不是犹太人
最后, 他们手拿屠刀朝我直奔而来
环顾苍穹,天寥地寂
已无一人可为我发声

有人也许忘了这首平淡无奇的小诗了,但我还记得。如果我们不希望恶运降临的我们自己头上,我们就应该反对它降临到任何人的头上,包括那些跟我们志不同道不合的人的头上。虽然我是一名货真价实的属于 99% 群体的草根,在有生之年也没有可能加入 1% 俱乐部。但我有什么有理由去掠夺富人使我或其他大多数人获益; 是因为富人有胆量比我挣得更多还是他们的收入来之不义? 如果是前者, 嫉妒既不是正义也不是民主可以依赖的动力, 更不应该是掠夺他人钱财的原因; 如果是后者,应该做的是去法庭起诉申请剥夺, 而不是利用投票箱来窃取他人财富。如果你认定富人需要支付额外的税是因为他们从这个社会受益更多, 那么我也受益于这个社会,我想不出有什么理由把我自己排除在外而只把比我挣得多的人单独挑出来特殊对待。慷他人之慨,舍他人之钱财,成全自己的道德优越感的行为是我所不齿的。

 (版权©2017,  缪熙怡 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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