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我的世界 之五:正义篇 -- 实质正义真不可行吗

Author: 缪熙怡

实质正义真不可行吗  

哈佛教授的雄辩算是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有关“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课。身为一个工程师,我的知识领域跟法律相差甚远,我甚至无法判断他的演讲有多少是在为我们这些门外汉进行普法教育,有多少是在为他自己刑事辩护律师工作的高尚性做辩护。我并没有完全被他程序正义是唯一可行的正义而实质正义只不过是个春秋大梦的说法说服。他给出的斯大林人民法院的例子只能说明我们人类在追求实质正义的过程中一次惨重的失败;使后人知道追求实质正义必须小心从事,弄不好就会成为人间悲剧。我是经历过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我自己的一个老师就因为在自己的私人日记中辱骂了毛主席,被说成是“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而被枪毙了,所以对于实行实质正义可能会导致的灾难性后果是心有余悸的。如果出于对不完美不完善的人去争取尽善尽美的实质正义可能出现的灾难性后果深深的恐惧,一个社会决定采纳至少能保护每个人的个人权利的程序正义作为社会的正义原则。对此,我是能够理解的。但是,用一个或者几个实质正义失败的例子来证明这样做就绝对不可能成功,即使对我,说服力也还是不够的。

至于他宣称的由于真相不明,实质正义就不可能实现。我个人认为,他是玩了个偷梁换柱的小花招。真相不明对于实行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危害是同样的。如果一个人,由于真相不明,替人受过;对那个人来说,结果都是不正义的。争辩程序正义中一个人的“应得”只是他的个人权利在依法行事中得到保障。当程序正义已经尽力而为,把误判跟程序正义分开只不过是冠冕堂皇地为程序正义推卸责任;而同时演讲者却要求实质正义绝对不能误判。这样做我认为有所不公。真相不明造成误判是不能只用来非难实质正义的。我对于他提到的实质正义会依人行事,从而产生因人而异的随机结果, 使得实质正义不可行的担忧则很有同感,因为这正是我经历过的文化大革命中法庭的真实写照。非如此,我的老师也不会被枪毙的。但是一个旨在最大地增加人民幸福感的实质正义就真地找不到一个能够避免个人偏见的实行办法吗?我是一个法律领域的门外汉,我不知道并不等于它就不存在。  

我对哈佛教授的雄辩不愿意全盘接受,也因为我对承认程序正义是唯一现实可行的正义心有不甘。许多美国司法专家已经指出:如果庭审的过程如旧,只是打斗的结果逆转; 齐默尔曼死了,马丁活着,现在我们换马丁作为被告。同样的陪审团,同样的法律,同样的依法审判。马丁也会被判决无罪,原因与齐默尔曼无罪一样: “正当使用致命武力”。所以,程序正义是很公平正义的,但它显然更适用于活人。换句话说,一个人的应得,也就是正义,取决于他在一次两人贴身搏斗中的随机胜负结果。虽然教授的雄辩确实让我对程序正义的好处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但我仍然不愿意完全接受随机胜负结果就是一个人的“应得”。正义这个人人热爱崇敬的东西是不是应该比搏斗中的随机胜负更让人尊重一点?

另一方面,我也想像过齐默尔曼枪杀马丁案在一个假想的遵循实质正义的庭审中可能产生的判决。对于不听警察明确阻止,主动肇事,以强凌弱,枪杀无辜等等指控,在一个遵循实质正义原则的法庭上,从社会效益的角度看,齐默尔曼这些行为都是不可取的。齐默尔曼被判无罪的可能性会小很多,但也不能说一点胜算都没有。一个像哈佛教授那样能言善辩的辩护律师也许能说服法官: 齐默尔曼不听警察劝告是因为他太担心小区的安宁了, 远远地跟着一个人并没有对另一个人的行动造成任何不便,算不上是主动肇事。一个身高 1.73 米体重 91 公斤缺乏锻炼的胖子对打一个身高 1.80 米体重 72 公斤的年轻人也谈不上是以强凌弱。枪杀无辜实在是出于无奈,因为齐默尔曼不可能知道他是不是能活过下一次头被撞在水泥路上的。这些争辩也许有效也许无效。但在一个遵循实质正义原则必须考虑判决的社会效益的法庭上,判决齐默尔曼有罪有助于改善紧张的种族关系,促进社会和谐,增加社会安全感和幸福感则是毫无异议的。事实上,在一个遵循实质正义原则的法庭上,这一点很可能会成为判决最关键的考量。抛开所有其它一切不说,考虑到巨大的社会效益,法庭怎么也得判齐默尔曼点罪。而这样的正义也是我所不能完全接受的。齐默尔曼并非美国种族关系紧张的始作俑者。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中,有证据表明齐默尔曼甚至身体力行地在帮助改善种族关系。为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就把一个人抛出去做替罪羊牺牲品。这样做, 我认为也是非正义的。所以,我大概也不会喜欢一个遵循实质正义的法庭以社会效益为理由对齐默尔曼作出有罪判决。

程序正义真是正义在手吗  

我对演讲者强调程序正义的重要性的用意是心领神会的,对于程序正义在保护个人权利方面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也是有深刻体会的。我在奉行程序正义原则的美国已经生活了三十余年,客观地说,一个每个人的个人权利能够得到充分保护的社会的确是个不坏的社会。但另一方面,冷酷地坚持保护个人权利, 一切依法行事而丝毫不考虑社会效益的做法有时候也是会让人不寒而粟的。比如说,演讲者提到了他自己经手的一个案子。当事人是一个被控犯下了滔天罪行的大毒枭,强奸犯,或者杀人犯,我记不清被告具体的罪名了。总之, 演讲者说如果罪名被证实的话,是要给判无期徒刑的。演讲者发现这个案件的关键证人是一个酒鬼,他提供的关键证据恰好发生在他酒后驾车撞坏了一个消防栓和一个居民邮箱以后。演讲者是这样替被告辩护的:一天早上,你正准备送你家的小孩上学,你看到校车驾驶员在朝你家开来的途中,车开得东倒西歪, 连续撞坏了一个消防栓和一个居民邮箱,他完全置之不理仍然前来接你家小孩上车,你会信任这个驾驶员把你的小孩送上车吗?当然不会吧!如果不会,你会相信一个刚刚干了这样的事的证人的证词从而让一个你的同胞可能永不见天日吗?况且,这个人做证是因为政府承偌不追究他酒醉驾车的事。除了这段辩解, 他当然还竭尽全力做了其它的辩护,结果当事人得以全身而退。我对演讲者使用这样的手段使人逃罪可就没有演讲者的自豪感了。出于对程序正义的正当性深信不疑,演讲者甚至都不回避自己作为资深刑事辩护律师的不菲报酬。他声称他还没有输过一个案子,成功使他得以把自己的两个小孩送进昂贵的私立学校。

即使是在美国,也不是所有人都对坚持程序正义就是坚持正义的说法深信不疑。演讲问答环节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一个罪大恶极的罪犯已经告诉你他就是案犯,但你仍然替他辩护并让他逃脱法网,你是否依然会感觉良好?” 演讲者回答说: 首先,我并不替任何罪大恶极的罪犯作辩护,而只是替被法律假定为无辜的被告辩护。其次,我绝对不会问我的客户案是不是他犯的,我也不想知道。况且, 即使被告坦白地告诉我案就是他犯的,按照你的说法,他都已经是一个罪大恶极的罪犯了,我可以或者应该相信任何一个罪大恶极的罪犯所说的任何话吗?我不是上帝,也不想扮演上帝,我对案中真地发生了什么从来也没有完全的把握。作为一个人,我当然会对案情的真相有所猜测。如果我觉得我的客户有罪但得以脱逃,我会对结果有所担心, 但绝不会对我的努力感到不安。我尽了我作为刑事辩护律师该尽的责,而检察官可能没有, 应该感觉不安内疚的是他而不是我。
 
这个回答对理解程序正义非常重要。我们通常认为一个人如果要做有益于社会的事,动机就必须考虑社会效益。而演讲者的回答则是: 程序正义只要求每个人尽职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并不需要直接考虑社会效益。你应该还记得,演讲者说过,他工作的目的也是为了构建一个美好社会。这个回答跟解释市场经济优越性的说法是一脉相承的。在市场经济中,一个面包师只需为了自己的利益努力地把面包做得香甜可口,市场这支无形的手自会让面包师的努力使他的顾客们和整个社会从中受益。程序正义说的是它的每个参与者也无需从动机上去考虑社会效益,而只需尽职尽责地依法行事保护人权,每个人的个人权利就会受到保护,整个社会自然就会从中受益。这个说法是理解程序正义就是正义的一个关键,也是理解美国社会的一个关键; 但不管怎么表达这都跟我们普通人的常识相悖, 那天所有听众问题其实都跟这个说法有关。  

第二个问题是:“作为一个律师,在你和你的客户的交往中,你的客户向你透露了他的秘密,而这个秘密对社会是有害的,你是否会把这个秘密报告给当局?” 演讲者的回答是: 绝对不会,捍卫客户的秘密是我们律师的誓言,是对律师操守最基本的要求, 也是法律所要求的。如果一个律师不能守住他客户的秘密,他根本就不应该从事律师这份工作。提问者显然没有被这种泛泛的抽象回答说服,他接着问道:“约翰在法庭上被指控犯了谋杀罪,但你的客户史密斯已经向你坦然承认谋杀实际上是他干的,约翰无期徒刑的冤狱是否可以超越你对律师誓言的担忧?” 演讲者回答说: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律师也许可以考虑想办法把这个秘密透露出去?但如果他这样做了,一旦被发现,我认为他仍然应该被取消律师资格。因为他背弃了律师的誓言。提问者显然察觉到演讲者是在刻意回避把自己牵涉进去,马上追问道:“如果这个律师就是你,你会怎么做?” 演讲者诙谐地回答说:你听我讲了这么久,还没有发现我有多聪明,是不是? 你怎么居然会觉得我有可能把一个案子弄到这样一个地步呢?即使一个坚定的程序正义的信徒,一个能言善辩的哈佛教授也有对坚持程序正义语塞而不能或者不愿直接回答的时候。事实上,这种迟疑不是第一次。 当他讲述给那个可能被判无期徒刑的被告做辩护的过程时, 他随口补充道,承担这个案子是一次公益出庭分文不取。如果对于程序正义坚信不移的话,这句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话是完全没有必要说的。

正义是分配给每一个人他的“应得”,不偏不倚,不多不少,恰如其分。 一个十七岁的黑人少年马丁饭后的一次零食之旅成了他生命的句号,这真的就该是他的“应得”吗?夺走他生命的齐默尔曼的“应得”在一次以维护人权为目的,以依法行事为手段公平公正的庭审中被裁决为无罪。一位雄辩的哈佛教授告诉我们:这就是马丁和齐默尔曼应得的程序正义, 这样的程序正义是我们人类社会唯一现实可行的正义;想去考虑马丁和齐默尔曼的是非,关注社会效益的实质正义是不可行的甚至是有害的。

我对程序正义就是“正义”有所怀疑,但对于实质正义是否现实可行并无把握。我也推测过马丁和齐默尔曼在一次实行实质正义的庭审中的应得,发现我对结果的“正义”  性同样会产生异议。虽然我的脑子已经给搅成一锅粥,  我依然不知道正义何在。能够公平地分配给每个人“应得” 的绝对正义真地存在吗? 或者只不过是我们人类的一个黄粱美梦? 或许马丁和齐默尔曼不过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情况下错误相遇的一对冤家对头,谁该得到生命,谁该得到死亡不过是命运的造化,与“正义”根本无关?

(版权©2017,  缪熙怡 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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