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Author: Wenny

在 Somerville 给客人买了一个投资房,楼下带着一个房客。Agent 说虽然给的房租很低,但是他可以帮忙打理很多事情。过户之后和他商量涨几百块钱房租,他竟然二话没说就答应了。而且还很真诚的谢我,说还是很感激我所要不多的房租。

后面的日子,扫雪撒盐,除老鼠,新买的洗衣机是坏的,浴室瓷砖掉了,风扇不转了...... 有一次一个厕所的窗户坏了半扇,他卸下来,拿出去定做。取回来给我看收据,$102。说给他110就好了,加个汽油费便可。我说 "那怎么可以,随便一个 contractor 过来看看就是一百块。你这一个窗户跑了三趟不止。日子还长,双赢才是长处之道。"

日子慢悠悠的过,大事小事层出不穷,每次先找他,修不了再找 Contractors。出租前的丢垃圾,刷漆和打扫卫生,都是他的。直到有一天,我叫他,他说病了,很重,是工伤。

我抽空过去看看,和他一起在院子里面等人。没事多聊了几句,他说他七岁上面妈就没了,和他们一家老小在房子里面长大。所以他什么活儿都会干 ,家里家外活计,照顾弟妹 。后来他们一个一个长大就搬走了。等到他结婚生了女儿,阴差阳错的又搬回来了。所以他对这个房子很熟悉,很有感情。

后院有一棵他小时候种下的葡萄树,长得郁郁葱葱,葡萄架下面阴凉一片。我笑问秋天结果了吗? 他笑了,说 "有葡萄我怎么会不送给你吃?它是公葡萄啊,不会结果。"虽然不结果,依然绿油油的一片。

有的人,生下来就苦难重重。难得的是受了这么多苦,还能保持冰心一片。

(原文链接: https://tinyurl.com/ybenyshp

Author: 缪熙怡

我的世界你看不见,你的世界我进不去  
“我的世界是我的疆界” 说的是交流的极限。这说法听起来有点太抽象,我就讲三个故事看看大家是否和我有同感?先讲一个我朋友儿时的小故事。我朋友生长在食物紧缺的六十年代。她家的院子里有一棵石榴树,有一天她发现满树的绿叶后面藏着几个淡红色的石榴。她说她自己非常贪吃, 但她的哥哥比她更贪吃很多倍因为那时实在是没有什么东西可吃的。为此,她每天忧心忡忡担心她哥哥先下手为强把红石榴摘去吃了。放学回家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查石榴的存在。石榴一天天长大了更红了, 但它们却一直还挂在树上。最后,石榴长得又红又亮但她却因为个子太矮摘不到石榴。没有办法,她只好去乞求她的哥哥:“哥哥,你能帮我摘一个石榴吗?我想要最大和最红的一个“。 她哥哥回答说:“哪里,树上哪有什么石榴?” 经过几轮交谈,她终于明白她的哥哥是红绿色盲。石榴只存在于她的世界中, 但从来就没有在她哥哥的世界里存在过。  

听完我朋友的这个故事后,我是这样想的。表面上看起来,我们大家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但实际上我们是生活在自己的 “世界” 里,就像这个故事里的兄妹一样。一个人真实的所见所闻有时不过是另一个人认定的胡编瞎造。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在很多时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大家对要描述的主体并无共识。比如说:妹妹看到但在哥哥眼中不存在的红石榴,和我前面讲过的一个上帝的信徒和一个无神论者各自表达对上帝的看法;一个人眼中的真实存在只不过是另一个人的虚无缥缈。很多时候,别人的故事跟我们自己的亲身经历毫无共通之处。要交流, 有时候就得盲目相信别人世界里匪夷所思的发生也有可能是真的,就像哥哥就得相信妹妹所说的石榴的存在一样。只有相互信任,互相帮忙,石榴才能入口。但有时候, 当交流一时半会沟通不了时,讲话的人是不是也该想一想自己是不是在描述一个只有自己才看得见的“红石榴”, 不要强人所难。 谁都可能会有自己看不见的 “红石榴”,对吧?  

我再继续讲故事吧。一次,我和朋友们外出旅游坐在山顶的一块大石头上看日落。那天大家一时兴起就各自详细地描述了自己看到的日落。我很快就体会到:虽然我们大家都是在观赏同一个日落,别人的日落并不是我的日落。别人的日落更缤纷灿烂色彩绚丽,更层次分明,有着更多迷人的细节。有些别人能欣赏到的美丽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感受到的,有些则是别人不提醒, 我是根本就不会注意到的。不管我如何努力,别人日落的某些美丽并不存在在我的世界中。我也经常读一些大家都读的书, 但大家对同一本书的感受经常是大相径庭的。更多的时候我会去读一些大家认为不着边际的书并沉醉于其中。有时也有人会问我,你读这么多书,怎么不见你做点什么呢?不幸的是,在我的世界里,读书不是为了做点什么的。书是我世界里的一个美丽的花园。它可以供我随时欣赏,流连忘返。我从读书中就可以感受到满足和幸福; 读书的享受也许正是由于我并不需要做点什么。虽然我不像别人那样能言善道可以把自己世界的美好描述出来给他人欣赏,但我世界的美好对我却仍然是真实存在的,只不过除了我没有别人可以进入这个世界感受它而已。

跟有人看不见的 “红石榴” 不同,有时候明明讲的是大家都看见的同一件东西和经历过的同样的事,但每个人讲的仍然只不过是各自世界里的东西和事。这就像每个人看到的日落都是他世界里的真实,并无谁的日落就比别人看到的更真实一点。要知道,每个人的感官和大脑都是不同的; 不同的感官对于世界会有不同的感觉,不同的大脑会把不同的感觉构建成不同的认识,编织成不同的故事。一个人可以告诉他人自己感觉到的世界,但不能强迫别人接受只有我的世界是真实的,别人的不过是错觉。日落的绚丽灿烂只能以千姿百态的形式存在于不同的人的脑子里。不管我们如何交流,如何沟通,有多少个人就会有多少种万紫千红各不相同的日落。

稍微扯远一点,在中国的当代作家中,我最喜欢王小波。他写过:“我们还知道了一亩地可以产三十万斤粮,然后我们就饿得要死。" 我每次读到这个句子都会会心一笑, 因为我觉得这个句子是对我成长的那个匪夷所思的年代最好的描述。我从这个句子里读到了作者的智慧,与生俱来的幽默,和文字的力量。这是我的世界里文字表达的最高境界,但它在任何其他人的世界里大概都是没有一席之地的。也就是说, 它永远也出不了我的世界进入别人的世界。大家都有眼睛,别人的眼睛里看到的是五彩缤纷美轮美奂的世界。我却用我的眼睛去读黑色幽默。我也很想有一双别人的眼睛, 看到别人看到的美丽世界,感受别人的那个更完美的世界。但上帝没有给我别人的那双眼睛。上帝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我就用它去看黑夜的黑。我的世界一点也不绚丽多彩,没人要走进来也走不进来, 但它仍然不失为我的美丽世界。

从前面的两个故事可以推演出来的结论是:每个人对世界的认识都是不一样的。换句话说,任何想把我们共同的世界按照某个人的想法建成一个美好世界的想法本身就是匪夷所思的。比如说,有人相信大家应该朝一个人人生活有保障,个个享受平等福利,大家无忧无虑的“按需分配"的社会努力。但我就是看不见也想象不出 “按需分配" 这个长得又香又甜的红石榴,我看得到想象得出的不是石榴的香甜而是一个默默地等候分配不存在的石榴的一眼望不到头的无穷长的队列。香甜可口的红石榴可能还真存在,但我就是看不见,就算看见了,我也可能认定它酸涩难咽, 并不会为它感到幸福。   

扯得太远了,还是回来讲第三个故事。冷是我们共同世界里的一个客观属性,是可以通过温度计精确测量的。但是当你和你最亲爱的坐在一起或者根本就在一起时,她告诉你,她感觉有点冷; 冷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就是她的世界里一种你不能用温度计测量的感觉。夏天,当我和我的妻子驾车外出时,我的妻子总是说我觉得有点冷而我可能觉得热,如果我坚持用温度计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就不是一个丈夫而是一颗核桃了。况且,“冷”有比温度计测量的温度多得多的意思。举一个例子,有时候当你最亲爱的心头一热想跟你亲热时她会告诉你她觉得有点冷,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坚持用温度计解决问题的话,那你肯定就是一颗核桃了。我只是用冷作为一个例子。你可以用任何其他的词替换它:温暖,幸福,成功,失败等等。任何反映一个人对世界的感觉的词,都是不可能被另一个人完全准确理解的,因为这是一个人在自己的那个世界里的感觉。所以即使在最亲近的夫妻之间,要理解或者相互了解对方的世界也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而只能是一个人猜测某一个表达在另一个人的世界里是什么意思的游戏。你最亲爱的需要知道,即使她希望你成为她的一部分,但你却不能; 你永远进入不了她的世界,感受到她的世界里的温度并读出正确的度数;你永远也不会完全理解她的世界。但同时你也必须认识到你们两个是生活在同一个共同世界里,在同一个屋檐下,虽然你不能也不应该用温度计测量你的另一半的 “冷” 的感觉,有时你就得接受她冷的感觉,当她感到冷,那就是冷; 但你也必须意识到,有时当她说冷时,她心头正热; 你也得猜到。一旦我们接受了我有我的世界,你有你的世界,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妥协和玩游戏互相猜测对方世界里的温度。

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总是猜错但偶尔我们也会猜对,这也正是乐趣所在。活到我们这个年龄,我们一定猜到过冷就是热几次。最后一个故事说的是,抛开头两种有障碍交流不说。即使是在两个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爱人之间,即使要交流的主体的真实的含义是可以轻而易举地 “科学” 地决定的, 比如说用一个温度计来决定 “冷” 和 “热”,无障碍的交流仍然是不可能的。交流不是把客观世界里的状态告诉对方,而是把自己的心里面对自己世界的感受告诉对方。除非你是对方的心,总是猜对对方的心是不可能的。有些话说出来,意思在话外; 有些话说出来,意思是反的;有些话说出来,就是为了让对方 “猜” 的。

我的故事讲完了,不知大家听懂了呢还是没有。听懂了也好,没听懂也罢。总之,  对某些人来说,我在这篇习作里讲的不过是我眼中的红石榴;对另一些人来说,我讲的只是我看见的日落;对最后一些人来说,我描述的仅仅是我感觉到的冷暖。不管怎么说,表达的都是 “我的世界你看不见” 的意思。至于你读了我的故事会有什么感受:  是相信,不相信,厌恶,喜欢,还是不解,那就是你的世界里的事了。“你的世界我也进不去”, 对不对?
 
尾声  
四十多年前,当我还是中国遥远的小村庄干沟的一名中学生时,我参加了为一位士兵举行的一次隆重的追悼会。这位士兵是为了抢救一只掉入水中的部队的羊被淹死的。会上,一位喝着茶的领导是这样教育我们这群在太阳下暴晒的傻孩子们的: “当国家财产有可能遭受损失时,哪怕是一只羊,我们都应该像烈士 xxx 那样毫不犹豫奋不顾身地跳入水中。国家财产再小也比个人的安危更重要。” 今天中国一些流行的文章和演讲虽然没有这么不尽情理,这么不加掩饰地让人去送死,但道德第一, 思考第二, 人命第三的煽情风格却原封不动地保持下来了。这些 “xxx 第一” 的话留给领导开会时喝着茶讲讲就行了,我们普通人真不需要去凑这个热闹。我们得用自己的脑袋想一下它该不该第一, 不该时不听就行了。比如说,领导说 “国家财产第一”,但当你看到水里漂着的是一根国家的木头时,如果你不是浪里白条,就不要往水里跳了。但不知是我们的文化还是我们的教育使然,我们普通人中的某些人也总喜欢跟着嚷嚷 “xxx 第一”。比如说科学第一,平等第一, 民主第一等等。这些话自己说,弄不好就是自己挖坑埋自己。事实上,除了思考第一以外, 我就没有看出有任何东西我们可以盲目地把它放在第一位; 即使是我认为够好的候选,“个人权利” 。如果没有一颗仁慈的心,坚持 “个人权利” 第一仍然还是会创造出一个大家没法一起生存的社会。

对于人类的共同世界,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不相信整个人类可以一起进入一个极乐世界。对于我来说,每个人把自己世界里的事情搞好都很难办到, 所以最好就别插手别人世界里的事情了。当然,我也懂得我的真实生活是发生在大家的共同世界里。我从边远的云南省一个偏僻的小村庄出发,走到昆明,再走到北京,最后定居于波士顿。一路上我的世界和许多其他人的世界也是有交集的, 也是有很多人给我留过足够多扇门的。我的幸运让我的世界变得相对丰富,提供了足够的细节供我观察和审视。特别是,别人对晚霞的描述让我懂得: 如果我不把自己的世界强加给任何人,正如别人并没有把他们的晚霞强加给我, 让我接受他们眼中的绚丽多彩才是真正的晚霞,而我眼中逊色的晚霞只是错觉。一瞥一个我进不去的别人世界里的美丽的感觉也还是很好的。我再仔细一想,我这一生不也因为不断地接受别人世界里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受益吗?让别人分享一下我的世界里我所感受到的一些细节大概不会有什么坏处吧?

尤其是,我们正生活在一个乔治·奥威尔在他的名著《1984 年》中三条警世之语 “无知就是力量,自由就是奴役,战争就是和平” 的时代。如果你不相信的话,只要回想一下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已经经历过多少次由不同国家发动的 “制止战争的战争 preemptive wars”。我总不能再让 “无知就是力量,自由就是奴役” 的说法也成立吧?虽然我写的正义,自由,平等,民主都是一些好词,我恐惧的正是把这里面的任何一个好词当第一的的想法和做法,比如说,在中国, 鼓吹和实行民主第一。在没有仔细想清楚怎么实行,实行什么样的民主,好处在哪儿,坏处有哪些,贸然动手,肯定就把中国给搞成伊拉克了。所以我更愿意把我在我的新世界里观察到的这些好词华丽外衣下掩盖着的无奈,挣扎,和妥协的细节告诉大家从而使大家凡事心存犹豫三思而行。  我在我的世界里写文章, 写的只是我对我的世界里事物的观察; 我既不用客观,也不用担心文章观点的对错。我不需要讨好任何人, 也不怕得罪任何人,更不需要文章给我带来任何好处。你喜欢,你不喜欢,我都无所谓,因为那是你的世界里的事。如果你告诉我你的感受,我可以告诉你我总是会很高兴的。无论如何,你都不用担心,因为这已经是我世界里的事了。

四十多年后,我有幸在座无虚席的哈佛大学的桑德斯剧院里聆听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r)解释他的人气旺盛的课程:“正义: 怎么才能只做对事"的教学宗旨和目的。这个课程的录像在中美两国的互联网上都可以找到,如果你有空有闲不妨找来看看。课程总结了从古至今我们人类有智之士对于 “正义" 的认识和解释。虽然穷尽了人类智慧,至今为止, 我们对于什么是 “正义" 仍然没有共识,也并不知道一个人怎么做事才肯定是 “正义" 的。

我看过后的感想是这个课我上晚了四十年。他大致是这样说的: 今天,我们的社会高度发展,我们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不管做什么, 我们都要求最好,最快,最正确。特别是我们自己做决定时,我们总相信我们自己的决定是最好,最快,最正确的。我们总坚定地相信我们是站在正义的一边的,我们是在为正义而奋斗,我们永远是对的。但我们真地知道什么是正义或者我们坚持的正义真是正义吗?虽然我的课程的标题是正义:怎么才能只做对事,但不管我课上的学生将来会成为一个商人,一名政治家,还是一位普通公民, 这个课程实际上并不能也无法教会任何人怎样去最好,最快,最正确地作出正义的决定。相反的,我希望这门课程能教会他们凡事有所 “犹豫",尤其是当他们确信他们做的事是对的, 是正义的,或者当他们要开口义正词严地谴责别人的所作所为不对不正义的时候。

 (版权©2017,  缪熙怡 版权所有)

Author: 缪熙怡

妥协的智慧
如果一个国家的全民共识是无可选择的,非得如此。我们就必须承认:第一,没有一个国家的全民共识是普世真理;第二,没有人可以妄自菲薄或者强人所难地把一个国家的全民共识引入或者推广到另一个国家去;第三,没有一个国家的全民共识是美轮美奂尽善完美的,有时候我们就得在我们认为最珍贵最为珍惜的全民共识上妥协。

第一,学习人类发展史让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在自己发展的一定阶段,基于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会产生出一种能把居住在这个国家土地上的所有人民聚合成一个命运共同体的特有的全民共识。 国家情况不同,所以并不存在一个全球共识能承担如此重任。如果这个国家的领导人错误地引入或者生搬硬套抄来一个全民共识,这个全民共识是不能得到这个国家的人民认可的。这种 “伪” 全民共识建立起来的国家是无法长久维持下去的因为它根本就支撑不起一个命运共同体。当一个国家的人民选择了一个跟别的国家不同的全民共识时,不能说他们错了,或者说我们的全民共识比他们的更好, 更先进。这样的比较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两个国家的条件完全不一样。对错,好坏,先进落后的比较只能在两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一样时才有意义。也许,当所有国家都达到同样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水平时,我们可以去做这样的评价;但今天还不行。如果我们非要这么做,那就意味着我们认为出生在某些国家的人, 在国家的某个发展阶段, 天生就不配有美好的生活,因为他们对于整个国家的全民共识是别无选择的;而这我是绝对不同意的。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想要有美好生活,而这正是这个国家形成自己全民共识的原因。如果我们坚持只有某种全民共识是好的对的,那就等于说我们比那个国家的人民更知道什么是他们想要的美好生活。这就等于说,张三比李四更知道李四自己的喜乐哀乐,是言之不成理的。

第二,每个国家自有她自己的发展史,通常会找出适合自己,能让这个国家的人民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的全民共识。一个自认为自己国家的全民共识先进美好的人和国家不应该强人所难地把它推广和强加给另一个国家,这样做是不会成功的,也绝对不会是另一个国家的福祉; 正如俗话所说:一个人的嘉肴美馔可能是另一个人难于下咽的食物。同时,在每一个国家里,总会有一些与众不同的不同政见者,或者革命家,他们不认同自己国家的全民共识; 认为另一种全民共识更好更优秀。这些人这么认为是完全没有错的,但也得知道,一个国家在某一个发展阶段的全民共识实际上是无可选择的;所有想逆道而行的做法大概都是徒劳无益的。  

第三,我们只能妥协。我上面只是说一个国家由于其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的限制,在其发展的某一个阶段所采纳的全民共识也许是别无它选的,但并没有说它们就是金规玉律不容妥协,而是恰恰相反。所谓的全民共识实际上只是一个国家有话语权的人的心声而不是所有人的心声。1776 年时,美洲土地上的土著和黑奴在选择美国的全民共识是没有发言权的。同样,1949 年,中国的地主,资本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同样是没有发言权的。况且,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在其选择了自己的全民共识后,总是在不停的发展和变化,有时,甚至人民的成分都发生了改天换地的大变化。今天,美国人民已经不再是单一的一群来自欧洲的野心勃勃,干劲十足,为了追寻宗教自由,个人幸福,长途跋涉而来的基督教白人信徒;而是来自全世界每一个角落,有些是自愿前来而有些则是遭贩卖为奴被迫前来的, 还有许多是难民和非法移民。这些人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文化传统,从而形成了对国家社会有不同期望的形形色色的族群。美国也不再是一片有无边无际待开拓的 “西部边疆” 和无限资源的新大陆, 可以让每一个有意愿的人自由地开发,利用,和创造出自己个人的幸福生活;而已经是无疆可拓, 得想法让所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都有一份像样的生活。中国当然也不再是那个积贫积弱处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 每个人都必须忘了自我,为了民族的生存和饥寒交迫的人民的求生而共同努力的国家。今天,美国和中国都存在着相当一部分对于本国的全民共识有不同看法的人。我觉得,那些有不同看法的人和坚持本国的全民共识的人都有妥协的必要。只有这样一个国家才能继续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而不至于分崩离析。

首先,我相信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 我们得适可而止而不是直接挑战国家的全民共识而希望不受到任何阻碍。一个人拥有绝对的个人权利,包括言论自由,是美国人民的全民共识。而没有了个人的自由权利是上帝的馈赠所以它们是不可剥夺的这个假设,所有的权利就只能从人民或者人民政府那儿得来。严格地说,非 “绝对” 的权利只是一种特权。既然人民或者人民政府可以赋予某种特权给一个人,人民或者人民政府不高兴时把这个特权收回去也并非就那么言之不成理。在 “为人民谋幸福” 全民共识下,没有任何权利是不可以为了 “人民幸福” 而被剥夺的。

其次,我更想说的是一个国家的全民共识是可以被挑战的,有时候挑战方和捍卫方除了妥协也是别无选择的。就以我亲身经历过的奥巴马医改中关于 “强制性” 医疗保险的辩论来叙述一下这个问题。美国医疗保险中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些有病在身的人无处购买医疗保险和一些有更多医疗需要的人买不到可负担得起的医疗保险,而一些年轻力壮的健康青年不买医疗保险或者只购买便宜的为年青人量身定制的特殊的保险。我们都知道 “保险” 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大家一起共同承担和分享风险, 或者说大多数不真正使用保险的人为少数不幸运者付账。所以,奥巴马医改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要求所有人都去购买 “相同” 的医疗保险, 以增加那些不需要真正使用保险的人的比例。换句话说,就是即使你非常健康,愿意拿自已的健康冒险,也得强迫你去买医疗保险;即使你是一位单身男青年,你的医疗保险也必须包括妇幼保健。当然,这还不够,一些自己已经有了医疗保险,经济富裕的人得多交一点税去补贴那些经济不富裕的人去买保险。这就引起了一场针对这些举措大辩论。赞成的一方指出:这些举措将帮助许许多多原来无法买到医疗保险或者买不起医疗保险的人买到保险,对于促进平等,改善穷困美国人民的生活有百利而无一害。反对的一方对于这样做可以让更多的人有医疗保险并无异议。他们的争论是:这样做是违背美国以个人权利我核心的全民共识的。强迫一个人去买他不想买的东西是对一个人自由权利的直接侵犯;强行加税剥夺了一个人自由支配自己个人财富的权利。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双方的争论是不可调和的,只有一方或者双方的妥协才能走出这个困境. 赞成这些举措的一方必须认识到:这样做确实是对个人自由权利的一种侵犯。也许在医疗保险这件事上,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认为只要是为了促进平等,改善穷困美国人民的生活,这件事就应该做。 那么美国以个人权利我核心的全民共识还有任何实际意义吗?从遵循美国全民共识这个角度说,我个人认为赞成的一方并不在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个人自由权利真的就那么神圣,就绝对不可以放弃一点点吗? 尤其是对于那些经济上非常富裕的人,多交一点税让许许多多穷困美国人的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也许是一件值得放弃一点个人自由权利的事。非如此,我们如何能有一个和谐的美好社会。    

从这件事上我们也可以看出:不管哪个国家,一旦争论进入了意识形态之争,或者关于国家全民共识的信念之争,除了妥协是没有什么其它好的解决办法的;而信念之争是最不容易妥协的。有时候,信念之争可以很容易地就把一个国家撕裂成势不两立的死对头,这样的国家就再也不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了。从这个层次上看,我们大概更容易理解邓小平  “不争论”  之说背后的良苦用心和聪明智慧。在涉及信念的争论中,学聪明一点对维持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保持人民之间的和谐相处有时候比弄清楚谁是谁非更重要,因为在信念问题上也许根本就没有谁是谁非, 而只不过是谁更看重什么; 比如说, 究竟是坚持个人权利重要还是促进平等有理。

有一种聪明的做法是,转换信念之争成其它争论。 比如说, 在是不是应该强迫每个人都购买相同的医疗保险这个问题上,如果争论的双方, 特别是支持的一方,把争论的焦点从个人权利优先和促进平等优先转换成是不是每个人都应该享受基本的医疗保障上。争论就不会那么激烈, 因为争论将不再是信念之争,而只不过是一种看法之争。争论的结果能解决的问题却完全是一样的。 如果支持的一方能劝说大家, 接受享受基本的医疗保障是所有人,不论贫富,都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是一件只能如此的事而不是一种选择。到那时候,剩下要解决的问题不过是如何为每个人提供医疗保险的具体实现方案。具体方案总是有的。大家接着争的只不过是各种具体作法的优劣而已。我已经说过,加拿大,一个有着跟美国很相似的全民共识的国家,全民医疗保险就被认为是一种权利。同样,我在文章中详细地讲过: 麻州州教育经费拨款如何才算公平的问题也炒了多年没解,但一旦把问题转化成政府的职责问题,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还有一点应该学聪明一点的地方是:当我们支持什么反对什么时,都要用脑子想一想,不要去做那些自己挖个坑把自己埋了的事。回到我前面讲过的 “科学第一,上帝第二” 标语牌的故事。说句实话,在美国我还真不担心这条标语会有任何影响力,因为它跟美国的全民共识是背道而驰的,几乎无法引起共鸣。最可能的情况是,大家把标语看成是某个人的痴人妄语,不加以理会。我真正担心的是某些不怀好意别有用心的人把这事炒作起来,造成某种风波;那可就真能造成危害了。

标语的作者也许忘了,他和我一样都是普通人。当我们自己说 “科学第一,上帝第二” 时,意思就是说科学是最重要的。如果上帝都要给科学让路,世界上其它一切,包括人的信仰,道德准则,和人的生命是不是都得为科学让路。举个例子说吧,虽然我和作者都是普通人,但我们所携带的基因也可能有点特殊或者我们患的某种疾病有点特殊,活体解剖我们可以为科学解答一些最迫切的问题,甚至可以因此去帮助许多其他人。难道就应该和可以下手对我们进行活体解剖了吗? 不要以为我是在夸大其词以达到骇人听闻的效果。我们中许多人都读过 “第三帝国的兴亡” 和听过 “731 部队”的故事,也许都还记得 “科学需要”  和 “国家需要” 是怎样被作为借口来对成百上千的受害者进行 “活体解剖” 的。不要以为只有纳粹和鬼子才会做这样的事。我没有提及,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找出纳粹的全民共识比较一下它比我上面提到的全民共识不高尚在什么地方, 想想为什么那么多德国人会上当。不管是什么全民共识, 这样的事情都不能被允许再发生了。我个人觉得,如果我们都记住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为人做事的黄金法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知道不去说那些极端的话是一种很聪明的做法。比如说,不管活体解剖对科学的贡献有多大, 我就不愿意被活体解剖了,所以我就坚决不说:“科学第一,上帝第二”;以免有一天这个口号被用来名正言顺地把他人或者我自己送到 “活体解剖” 的手术台上。    

我在两个有着不同全民共识的国家的生活经历告诉我:对我们普通人来说,任何坚持只有一种全民共识是对的是好的,并把它不折不扣地赋予实践的做法,对我们个人,对我们居住的国家都不是什么福音,都是可以把大家折磨得痛不欲生的。我们得学聪明一点,找到妥协或者避开争议的办法。 

不管我们是要妥协还是避开争议找到对问题的具体解决办法,我们都必须首先知道什么是国家全民共识和坚持这个信念可能产生的后果。这就是我写这份东西的目的。我想大家从我的亲生经历所见所闻中可以看到:美国,一个有和我的故国中国有着截然不同的全民共识的国家在追求我们每个人都喜闻乐见的正义,人权, 法治,自由,平等, 民主方面的种种挣扎。从中可以产生一点体会:帮助大家,包括我自己,变得聪明一点,不去干鸡蛋碰石头徒劳无益的事,但也绝不接受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说法对任何事情都听之任之, 认为就该如此; 而是懂得在某些事上放弃主动妥协,在某些事上有智慧去找到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最关键的是,大家得知道每个全民共识的强处和弱点,学会相互理解和杨长避短。比如说,在 “天赋人权” 的全民共识下,“人权” 是上帝的馈赠或者宪法中的公理,是不可以用来交换物质利益,个人性命,甚至大多数人的幸福的。 所以在讨论一些问题,比如禁枪问题时,不要自以为是认为有些美国人脑子进水了看不见禁枪的 “利弊”。 他们不是看不见,而是这样做与他们认定的全民共识相违。 反过来,我们这些住在美国的中国人也得理解有时候,少数人的 “人权” 受损确实不符合每个人都有 “天赋人权” 的金规玉律,但并非就与 “为大多数人谋幸福” 的认定大相径庭。如果大家是生活在 “天赋人权” 的全民共识下,让一些人言论自由胡说八道一些对形形色色百分之一人群的仇恨言论,不管这百分之一是谁,虽然也不恰当,但听之任之是也许是最好的应付之道。因为言论真要有结果那就直接跟建立在 “天赋人权 ”基础上的整个法律系统直接对抗上了。法律的铁拳自会使胡说八道只能是说说而已。

 (版权©2017,  缪熙怡 版权所有)

Author: 缪熙怡

我们别无选择
我们都知道一个人会生活在哪一个国家通常是别无选择的;诞生在中国,就生活在中国;诞生在美国,就生活在美国。像我一样,由于某种机缘,可以选择在哪儿生活的人只是特例。我现在要说的是:一个国家的全民共识大概同样也是别无选择的。我已经阐述了美国和中国人民在 1776 和 1949 选择和接受两个不同的全民共识。如果你仔细地思考一下,你会发现两个国家不同的选择也是各自唯一的选择。美国不可能选择中国的全民共识的, 反之亦然。虽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即使两个国家有机会再选择,她们也仍然不会选择对方的全民共识;因为她们有不同的人民和国情。

1776 年,《独立宣言》诞生时,从欧洲大陆为了宗教自由,掌握自己的命运,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长途跋涉克服种种困难刚刚在美洲大陆上扎下根的那帮子人在自己中间都还没有产生出我们都是 “美国人” 或者美国人民的概念,更别提美洲大陆上的原住民和被他们贩卖来的黑人奴隶。这一帮子人根本就没有把其他人当 “人”。美洲大陆上的所有居民都是美国人的概念还得等差不多一百年, 美国内战之后才慢慢形成。所以,这一帮子来自欧洲不同地方的移民是不可能形成一个以美洲大陆上所有人为核心的全民共识。然而,这帮子人不管来自欧洲的什么地方,原来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有什么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他们都是基督教徒。所以,用 “上帝” 作为立国的根本是理所当然的和大家都可以轻松愉快地接受的。从宗教的意义上解读,人人生而平等或者准确地说人人在被创造时都是平等的思想来自于基督教每个人灵魂都由上帝创造的,所以每个人的灵魂都是平等的这个基督教的核心教义,不相信这一条教义,一个人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基督教徒。而生命权、自由权, 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与基督教里的另一重要教义, 人的 “自由意志“ 则是一脉相承的。

从当时的具体的情况看,美洲大陆是一块 “无主” 的新大陆,每个新移民 “理所当然” 应该有平等的机会,有同样的自由在这块广阔无边的土地上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追求自己的幸福;况且这也正是这帮人离开欧洲大陆的初心。所以无论是从宗教的意义上考虑根据还是当时的实际情况,达成和接受人人生而平等,拥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全民共识怎么看都是自然而然的。相反的,让他们接受一个为全体人民, 包括原住民和黑人奴隶,谋幸福的全民共识则是不可能的。不是我想要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杰斐逊是个好人据说对他的 135 个奴隶也不错,但他毕竟是一个大奴隶主;要他产生和倡议一个为天下所有人谋幸福的想法恐怕是强人所难的。   

而在 1949 年,跟 1776 年可以说是 “各自为政” 的美国新移民群体不一样,居住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中国人已经有了两千年统一历史,统一语言,和统一文化传统的历史。长期的 “敬鬼神而远之” 使得他们没有产生出一个人人敬畏个个相信的唯一的神,而只是产生了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的黄金规则。  除了也许两三个少数民族的一些成员外,几乎没有人怀疑大家同属一个中华民族,都是中国人民的一个部分。凡事为全体人民的幸福着想, 也就是 “天下为公” 的全民共识,对中国人来说,可以说已经天长日久很早就是大家的梦了,  因为大家都得生活在同一片荒凉贫瘠狭窄局促的土地上。我已经说过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民来说,刚刚躲过亡国之灾,把民族存亡看得比个人生存更重要是不足为奇的。路有冻死骨,朱门酒肉臭的旧社会的现实也让大家对促进平等的口号一呼百应。而为绝大多数人争取最大幸福的说法更是经历了深重苦难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心声。所以,民族生存、促进平等,为绝大多数人争取最大幸福成为中国人民的全民共识也是独一无二的选择。

我不认为, 美国以保护个人权利为宗旨的全民共识有可能被当时的中国人接受的。换杰斐逊亲自来给中国人民讲故事也不行。事实上,不要说 1949 年,就算是今天,如果我不是居住在美国和非常看重个人权利,而保障人人生而平等,拥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已经是这儿的全民共识,我自己可能都会有问题接受美国的全民共识。大家可以自己认真考虑一下,想想中国人民是否有可能接受美国的全民共识作为中国的全民共识;反之亦然。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选择和接受了不同的全民共识绝对不是因为美利坚合众国立国时的先驱是华盛顿,杰斐逊那样的思想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者则是以毛主席为首的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他们替人民做了选择。而是有什么样的人民和国情,就有什么样的选择。就算把领导人换了,两个国家恐怕还是会选择和接受跟现在几乎一模一样的全民共识。也就是说,在 1776 年和 1949 年,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都是别无选择的。

顺便说一句,虽然说的跟我在这儿讨论的主题没有直接关系。在中国时,当讨论中国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落后的原因时,少数地主资本家占有太多的生产和生活资料,而大多数人民却几乎没有生产和生活资料被认为是一个主要原因;也就是说是不平等阻碍了中国的进步。 到美国后读了些书,才知道一些到过中国的外国人对此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他们认为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是中国 “太平等” 了。他们指出:当他们在中国参观考察时,最大的惊奇就是当地地主的宅子和普通农民的住房的差距实在是太小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从而想到地主的生活和普通农民的生活也肯定相差不远。参观过欧美贵族和奴隶主的庄园和了解他们的生活后,我才明白这些外国人说得也许也有点道理。这么说吧,中国地主的宅子和普通农民的住房只不过是一个四合院和一间茅草屋的区别, 生活则不过是一年吃几次肉还是偶尔吃一次肉的区别;而欧美奴隶主贵族的庄园和奴隶雇农住宅的区别则是宫殿和狗窝的区别, 生活则是体验人生和苟延残喘的区别。

他们认为中国的 “平等” 使得中国没有机会产生欧美那样可以自己成为或者支持他人成为专心致志心无旁鹜地发展科学,文化,艺术,和哲学的“闲暇”人物。我不想诽谤杰斐逊,但他可以有 “闲暇” 整天思考,产生那么多伟大的民主思想,跟他拥有两个种植园,135 个奴隶为他从事生产使他无需为衣食住行操半点心可能也是有点关系吧。当然,这只是一些人的看法,因为这个看法与我被告知的截然不同,放在这儿,仅供参考。

今天,美国和中国都与建国时的情况大相径庭了。许多美国人也不再同意一个国家只需要承认人人生而平等,保障个人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而不去替一些不幸或者没有能力追求幸福的人去追求一点幸福;而富裕起来的许多中国人也开始认为他们应该有些个人权利。但总的说来,两个国家坚持自己分别不同的全民共识的情况依然会维持很长一段时间。

在中国,我到过不少地方,从云南非常偏僻的小村庄,到中国东南西北的不同地方。中国乡村的居住环境总的说来都是基本相同大同小异的,在一片耕地的中间, 或者耕地的旁边,山边河畔,山腰塘旁,一片大小形状差不多,风格一致,建筑材料一样的房屋构成一个小村庄。一群外貌相似,行为相近,语音相同的村民就生活在这样的小村庄里。村庄里白天晚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热热闹闹。而在美国,我已经差不多开车转遍了美国的每一个州; 所见到的景象却是完全两样的。我已经告诉过你,在美国,除了东西海岸的一些大城市,美国内陆即使是州府一级的城市到了夜晚和周末也几乎是杳无人烟和鸦雀无声的。出了城市和它的郊区,不管是在人烟相对稠密一点的美国新英格兰地区,还是植被生长茂密的南部,广阔苍凉的西部,或者一望无际的中部大平原;人们毫无例外地都是居住在星罗棋布星星点点的一幢幢孤立的形状各异大小不同的房屋中。有时候一幢房屋跟另一幢房屋可能相隔数公里, 比较靠近的也都有鸡犬不相往来的距离。偶尔也会有一个模样像小村庄的地方存在,有几家小餐馆,小商店, 加油站什么的。但仔细一观察,你就会明白这不是中国的小村庄,因为这只是个从事买卖的地方; 做买卖的人并不住在小村庄里。天一黑这个地方就会重新归于一片寂静。

在中国,住在一个跟大家一起资源共享朝夕相处的村庄中,一个人不管干什么事,都不能坚持这是我的个人权利我的自由,只顾自己的高兴;而必须秉承中国古老的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的原则去考虑他人的感受,顾及到别人的高兴。 否则,一个村子里的人是不可能和平共处的,更谈不过上美好生活了。而在地广人稀的美国,一个人完全可以为所欲为, 完全出于个人意愿建立起自己 “一个人的村庄”,追求自己的幸福。在这样一个人的村庄里,说句实在话,如果没有高于一切的 “个人权利”,一个人恐怕想睡踏实都难。

七十年代,我曾经在中国的一个小村庄里短住过一段时间,我注意到不管一个家庭经济状况如何,所有人家盖的房子都是同样的高度,外形也都差不多。我当时年轻对此大惑不解就问了当时正在建屋的主人为什么他不盖高一点,盖得不同一点,他见怪不怪地回答我说:“你总不能压人一头, 挡住别人的阳光,对不对? ” 2014 年,我又访问了同一个小村庄,村庄里已经几乎没有年轻人了。但所有村庄里的新房子还是造成同模同样只有一层在使用的三层小楼, 其它两层是预留给春节返乡时的家人用的。不像从前房子都是紧紧地挨在一起,小楼间已经有一定的距离,所以已经没有挡住别人阳光的问题了,我没有问但猜想村里房子高度一样大概跟没人高人一头矮人一头的想法有关。在中国,我也访问过高级小区。但就算是高级小区,房子的风格也还是一样的,颜色也是相同的。在美国我注意了我所居住的街道旁的几十幢普通房屋,没有任何两家的房子是一模一样的,唯一两幢风格相同的,一幢涂成纯白而另一幢则涂成深黄。在美国,如果我第一次去访问某人,主人总是会告诉我房子的个性特征,比如说风格,形状,以及颜色;最言简意赅的也会告诉我他家的邮箱跟别人家的长得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但在中国,房子只能按门牌号寻找。

我到过中国不少地方,不管到哪儿,我都还是有我们是同一个人民的感觉,从来没有过我和当地人不是同一类人的感觉。而在美国,也许我还把自己当成外国人,在东西海岸时,感觉还凑合。但当我到了美国中部,在一家人满为患的德国餐馆里用餐时,或者在南部,光顾一家全是黑人顾客的美国餐馆时,我真地感到我并不属于这儿, 并且切身感受到 “个人权利” 的重要性。是的,我也许不属于这儿,但我绝对有权利坐在这儿我行我素的用餐,没有人可以阻拦我,因为这是我的权利。在美国民权运动展览馆里,我也读过黑豹党的政治宣言,据说它充分地表达了美国黑人的心声;但它完全不能引起我的共鸣,因为我不觉得有与他们一起同呼吸共患难的感受和同样的生活梦想。

我女儿年幼时,我把她送到一个犹太人文化中心创办的幼儿园,交了钱,我就可以使用那儿的一切措施,但我从来也没有感到完全自在。在幼儿园的联欢会上,听着犹太人的音乐,看着犹太人的表演,听着犹太人的笑话, 我也没法感到我们是同一个人民。但我真地非常感谢美国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社会,使我能自由地选择在什么地方居住和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哪儿受教育,而没有人可以加以干涉。

我在美国上班不久, 一天,我上班时经过一辆停在公司门口的车,我的一个同事从车上下来走到车的驾驶室一边跟一个女的吻别。当天早上,我碰到他,互相打招呼后我就说:“你的妻子真不错,还送你上班。” 他非常不高兴地说:“你不应该这样说,她不是我妻子,这不关你的事。” 我当然也很快就学会,除了我的工作,所有我的同事生活中的一切都不关我的事。

我在几个公司工作过,在每一个公司工作的时间都不短;但即使是我工作的部门,我也并不知道我同事的年纪,婚否,家庭情况;反过来,我的同事也不知道任何我的个人生活情况。我的老板则根本就不能打听我的个人生活情况,除非他自己想给自己找麻烦。如果大家要聊天,唯一可聊的是天气和运动。这也是在公司的餐桌上和聚会时大家私下聊天的唯一议题。我居住的新英格兰地区变幻莫测的天气总会给我们机会,麻州各种球队的杰出表现更是永远也说不完的话题; 而所有涉及个人隐私的事大家都知道是应该避口的, 因为稍微不注意就会侵犯到他人的个人权利。在美国, 时至今日,对于个人权利的珍惜和重视仍然是丝毫不减的。

 (版权©2017,  缪熙怡 版权所有)

Author: 缪熙怡

上帝与美国
我在中国和美国都生活过足够长的时间,因此有机会长期亲身感受两个社会的意识形态氛围。到了美国,我开始天天使用美元,我很快就注意到:不同面值美元上印有的人物有大有小,身份不尽相同,大多数当过总统但也有没有当过总统的, 有出名的如总统华盛顿但也有非常不出名的如杰克逊总统,但所有面值的美元,包括硬币,在背面顶部都铭刻或者印着 “上帝是我们信赖之所在 (IN GOD WE TRUST) ”; 也就是说在美国 “钱” 有用是因为上帝。通过学习我也知道: “上帝是我们信赖之所在” 是 1956 年经美国国会批准的美国国家座右铭,但把这句座右铭刻在国玺上早在 1782 年建国时就先干了。作为国家座右铭,在美国, 这句话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男女老少皆知。

当美国总统阐述他的治国大纲时,一任又一任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总统可能会有大相径庭针锋相对的主张,但没有一个总统会忘了用这句话来结束自己的演讲:“上帝保佑美国(GOD BLESS AMERICA)", 也有人翻译为 “天佑美国" ; 正确的翻译我认为应该是 “上帝保佑美國 ”。国家领导人之下,美国政府官员的标准就职誓言是这样的:“我,xxx 郑重宣誓我将支持和捍卫美国宪法以反对所有敌人,不管他们是国外的或是国内的; 我怀着纯真的信仰, 忠诚自由地承担这项义务,没有任何精神上的保留或回避; 我将忠实地履行我即将进入的办公室的职责。所以帮助我, 上帝 (HELP ME, GOD)”。”

在美国,官员执行公务是在 “上帝的眼皮子之下 (Under God)”。在美国,政治聚会,体育运动,庆祝活动,一首人人耳熟能詳的歌曲总是随时响起,歌的名字在中国通常译成 “天佑美國 (GODBLESS AMERICAN)”。我是个音乐盲,有一阵子,我都把它当成美国国歌了。歌词是这样的: “上帝保佑美國,我的摯愛。站在她旁,牽領着她,聖光引領。穿過黑夜。攀山越嶺,走過草原,直到大海,浪花如雪。上帝保佑美國 (God Bless America),我的家甜蜜的家。” 你大概也体会出来了吧,在美国, 每个人随时随地每时每刻都在不断地被提醒着 “上帝” 的存在,信赖的是上帝, 寻求的是 “上帝” 的帮助和保佑。  

全民共识
一言以蔽之: “上帝” 是美国的根本。要想更详尽知道为什么需要这样做,那就需要对人类发展史有一定的了解, 从而可以从人类演化发展的历史中发现更深一步的解读。在五花八门,虚虚实实,分门别类叙述人类发展史的书中,我个人认为以色列人类学家尤瓦尔·赫拉利被翻译成近 30 种文字风行世界的 “奇书” 《智人,人类简史》阐述得最靠谱。

在这儿只非常简略地地讲一下我读了此书后对答案的解读,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己去读人类发展史找出自己的解读, 看看我给出的解读有没有点道理。赫拉利指出:在自然界中,跟其他动物相比,人这个动物远非最强壮的。就算在人类的几个兄弟分支中,我们这个分支,照赫拉利的说法,恬不知耻自称自己是“智人” 的人,也不是最强壮的。根据当代考古学的考证,人类的另一个分支,尼安德特人比我们智人更为魁梧,肌肉更发达,  脑容量也更大。那为什么只有我们 “智人” 在自然界的演化中存活下来并成为人类唯一的代表,地球的主人,和自然界的主宰; 而尼安德特人和其他分支的人则早已不复存在, 灰飞烟灭,踪影全无。 所有其它动物更是由我们任意处置随意宰割。这是因为只有我们智人能够建立起一个由非血亲成员组成的庞大的和强有力的 “命运共同体”, 比如说国家。 

当一个国家里的人全都心往一处想,力往一块使,同仇敌忾征服自然保国安民时,这个国家独步于天下就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要创建和维持这样一个国家的关键在于, 这个国家必须找得出一个所有国民都尊重珍惜的 “全民共识”,也就是一个令人信服的 “故事” 让大家都觉得为这个故事精诚合作辛苦买命是值得的和应该的, 从而大家可以不畏牺牲一起奋斗。因为我们是 “智人”,所以当建立一个国家时,并不是所有故事都可以轻易地被讲成全体国民都会全心全意接受的 “全民共识”。况且, 成功的 “全民共识” 必须支撑得起 “正义”。在人类社会中,只有正义在手的国家才不会分崩离析维持得下去。因为一个由非血亲 “智人” 成员组成的国家是很脆弱的,而且规模越大就越脆弱。仅靠国家机器的威权和花言巧语的欺骗去维持这个国家的稳定是没法长久的,一个能长治久安的国家得靠一整套建立在 “正义” 之上的法律去指导和规范每个人的行为。尊重和尊守正义的国民,则会自觉自愿地为正义的事业努力奋斗以至于献身的。

在美国全民共识就是上帝赋予每个人 “基本人权”, 也就是 “天赋人权” 的故事。在《独立宣言》里, 美国建国时的先圣,美国最受尊敬的政治家杰斐逊是这样讲述这个故事的: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故事就是这样言简意赅,上帝保佑下的美国人民就是这样轻而易举地就从上帝那儿得到了他们最为珍惜珍重, 不能被剥夺的基本人权。顺理成章,美国的创始人们以人人平等为根本原则, 以保护个人生命,维护个人自由,和追求个人幸福为基础,或者说 “公理“ , 后一个说法我们科学男女更能理解和掌握它的涵义, 制定了了美国宪法。而后再建立起一整套与宪法精神完全一致的法律体系。

既然 “基本人权” 是至高无上全真全善全美全能的上帝的亲自馈赠,它的正当性当然是不言而喻的, 以基本人权为公理制定的美国宪法和法律的正义性自然也就是板上钉钉铁定的了。至于这个故事跟上帝的关系,故事的作者杰斐逊是这么解释的:“上帝赋予我们生命,也给予我们自由。如果我们不能在人民的心目中打下自由是上帝的馈赠这个唯一的坚强共识,一个国家的自由还会长久吗?” 如果你硬要追根问底弄清楚杰斐逊是怎么知道上帝赋予了大家 “人人生而平等, 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回答是基督教的教义《圣经》。对于基督徒来说,《圣经》就是上帝的话。杰斐逊是基督徒,读过《圣经》, 所以杰斐逊是可以理解上帝的意思的,而当时所有的美国人几乎百分之百地都是基督徒,也都衷心同意和认可天赋人权的说法与圣经的说法是相符合和一致的。对美国社会有着最透彻研究, 身名显赫的法国社会学家托克维尔对此是这么阐述的:“权利的想法只不过是引入政治世界里的(基督教)美德。” “美国人将基督教精神和自由的概念如此天衣无缝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不可能让他们只想到其中一个而不想到另一个。” 在上帝和 “天赋人权” 的引领下,美国从此走上了一条康庄大道,变得一天比一天更富强更壮大。社会稳定, 人民富裕,最后成为今天世界上的唯一的一个超级大国。这么解读,难道真的还需要我来告诉你上帝为什么是美国人民最为珍惜的 “根本” 吗?   

今天美国仍然有 83%的人认为自己是基督徒,比采纳用 “天赋人权”  作为美国的全民共识那时候的 100% 基督徒已经少了很多。然而,几乎没有人会怀疑, “天赋人权” 的故事仍然是全体美国人民坚守着的全民共识。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许许多多的非基督徒会因为其它原因成为这个全民共识的忠实信徒。比如说我,我是一个不可知论者,对于上帝赋予每一个人基本权利的说法可能会半信半疑,更可能会心生疑云, 或者根本就不相信。我也受过几天 “科学” 教育,正如赫拉利在他的《人类简史》中所指出的,我应该明白,人不是被 “创造” 出来的而是演化而来的。请注意, 在英文中 “人人生而平等” 中的 “生” 字的原文是 created,原意是被创造, 这段话的原意是:人人平等是上帝给的。如果不知道原文,读中文时,就有可能把上帝在人人生而平等中的重要作用给忽略了。如果每个 “人”, 包括我,不是被上帝创造出来的,凭什么和为什么我们平白无故地就得到上帝的馈赠了?就算要馈赠,给我们点实实在在有用的东西好不好,比如说聪明,强壮,或者漂亮,赋予一些虚无缥缈在生物世界中根本不存在的 “权利”,到底安的是那门子心?

但是,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在美国我坚定不移地相信并且在生活中坚持:人人生而平等,拥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简单地说,原因有两个。第一,我生活在美国,我周围的人都相信 “天赋人权” ,正义与非正义,对与错,和好与坏都是以此为准则的,除非我能让大家都放弃 “天赋人权” 的共同信念,我要与大家生活在同一个生命共同体里,我就得接受这个共同信念。第二,更重要和更关键的是我本人很看重 “个人权利” 并认定只有尊重个人权利的社会才是好社会,“天赋人权” 的说法正好跟我的偏好不约而合。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根本不去追究 “天赋人权” 究竟是事实还是 “虚构的事实” 而坚信其背后我爱戴的的道理。至于我们人类为什么会对 “虚构的事实” 坚信不移,赫拉利从人类发展史的角度作了深入浅出的解释。大家可以自己去读,我就不罗嗦了。在赫拉利看来,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我们不断地构造 “由想象所建构的秩序” 的历史;“我们相信某种秩序,并非因为它是客观的现实,而是因为相信它可以让人提升合作效率、打造更美好的社会。” 读到这儿,你现在大概会明白为什么在美国,上帝一定就得与世同存, 与人同在。美国总统每次讲话都得说说:“上帝保佑美国 ",因为这句话告诉美国人民的是:他们仍然是生而平等的, 上帝赋予他们的生命权、自由权, 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还平平安安地呆在美国,他们可以安心入睡高枕无忧,没什么可担心的。要是这话不说了,那美国的 “天” 可就塌了。

 (版权©2017,  缪熙怡 版权所有)

Author: 缪熙怡

我的世界 是我的疆界  
当代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Ludwig Wittgenstein) 说过这么一句话:“我并不身处于我的世界之中,我的世界是我的疆界”。在我读来,这段当代哲学思想名言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是宽容的必要: 虽然维特根斯坦会在这句话的下半句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有疆界的世界里,但我们不能忘了前提是我们每个人的世界并不是全部的世界; 全部世界还包括世界上所有其他人的世界。而我们则不得不生活在不仅仅有我们自己的世界而且也有别人的世界的那个全部世界之中。所以,我们必须学会开放,宽厚, 和容忍: 容忍别人世界里的思想,信仰,和想法,愿意跟别人世界里的东西妥协。这是我们每个人生活的必须。第二层则是是沟通的极限:我们每个人实际上都是生活在自己的一个有疆界的世界里,别人不可能进入,但我们也不可能跨出,我的世界就是我的疆界。如果我认为我自己有点什么了不起的想法想要别人接受时,我必须懂得这个想法不过是一个我在我的世界里产生的一个想法。别人生活在别人自己的世界里,我的想法是不可能完全跨出我的世界的疆界进入别人世界的疆界内的。有些想法除非亲身经历,别人最多也只能是不明觉厉而更多只能是不明就裡。

我觉得如果把这句话里的世界换成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也还是成立的。今天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许多人瞬间就可以切换亲身体会不同的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但我们万万不可把我们自己热爱的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强加到任何其它地方和任何其他人的头上。这些东西只是我们自己的,甚至是我们别无选择的。 强加是达不到效果的, 因为强加不能改变人心,更不能使大家沟通。强加只能使人与人之间的鸿沟变得更宽,更深,更难以逾越。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毁灭地球村。我们只应该去适应地球村的不同,而不是努力让地球村大同, 不管这个大同是民主,自由,平等还是共产主义。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强加是行不通的。

请尊重他人的信仰,你的虚无是我的至高 
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大多是在 “无神论” 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再加上我们多数人接受的是人文色彩非常淡的理工科教育,对于宗教特别是与上帝相关的话题不是特别上心,也不敏感。有些人的言谈举止在不注意时还会有轻慢之处。我们生活在一个各种宗教信徒占绝大多数人的国度,有闲暇时不妨思考一下,那么多人的信仰也并非就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想得清想不清没关系;但至少,我们应该学会尊重他人的信仰;知道有关上帝的事是开不得半点玩笑的。我现在就以有人认为是无足轻重, 可以公开讲出来的 “科学第一,上帝第二” 这句话为例子来讨论一下文化交流中的尊重他人。

一个人说什么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言论自由保证一个人有权说任何内容的话,只要不违法或者造成迫在眉睫的现实人身危险就行了。但是,有权利这样说并不等于这样说就是恰当的。我知道说这话的人和我一样来自中国大陆。一言以蔽之, 我们中的一些人是无神论者, 认定上帝根本不存在或者只不过是一个虚无的存在。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和意识形态里,“上帝”并不是一个碰不得的东西。我想说这话的同胞大概只是想宣泄一下自己对特朗普企图缩减科研经费的愤慨, 也对特朗普把“另类事实”放在科学之上的立场不满,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顺手就把“上帝”扯进来给科学和上帝这两个根本没法排序的东西排了个序。这样做相当于我们生拉硬扯地把中国的百度和美国的汉堡包放一起,排出个百度第一,汉堡包第二的次序来。这个排序无论谁排第一, 谁排第二都是毫无意义的,也是无关紧要的,大家完全可以一笑置之。但是,在美国这样一个以宗教信仰为价值核心的国度里,“上帝”是绝对不能用于排序的。特别是在可以被迅速流传的文字和图像中,如果我们不格外留心的话, 稍有不慎,他人的解读很有可能会和作者的本意大相径庭。我这么说不是存心找茬或者想在鸡蛋里挑骨头,而是想通过讨论这件事给大家包括我自己提个醒。

根据2016年的盖洛普抽样调查,89%的美国人民说他们相信上帝。相信上帝意味着认定上帝是宇宙的创造者和统治者, 这是所有有神论宗教的终极信仰。这些宗教包括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三个一神教教派和其它一些教派。它们对于其共同信仰的上帝的认知可以总结为:上帝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和无所不在;上帝是人类道德的权威, 知识的来源, 和力量的总和。上帝全真全善全美全能, 是至高无上的。每一位信徒都必须对上帝顶礼膜拜, 不得有任何妄言和不敬。尤其是上帝的至高无上是不容置疑的, 是不可以被挑战,和绝不可亵渎的。违反这一禁忌的后果很可能是非常严重的。

我这儿举个两个当代的例子:差不多30年前(1988年9月),出生在印度的作家拉什迪 (Salman Rushdie) 出版了 “恶魔经文” 一书,书中并没有对上帝有任何不敬而只是被读出对上帝门下先知穆罕默德 (Muhammad)有 “不切实际的描述” 。1989年2月14日, 情人节那天,伊朗精神领袖霍梅尼 (Ruhollah Khomeini) 发布了对拉什迪的世界追杀令:号令全世界穆斯林追杀拉什迪并为此提供了可观的赏金。由此引发了世界各地的暴力事件,有书店被炸毁,有几个翻译和出版这本书的人被袭击,或伤或死。时至今日这份追杀令仍然没有被公开撤销。2017年5月9日,也就是波士顿游行后不久,印度尼西亚法院以“渎神罪”判处雅加达首都特区省省长钟万学两年徒刑。法院裁定他对《古兰经》有不敬之辞, 因为他在一次政治集会上对他的听众说:“如果你们相信《古兰经》说过穆斯林不能把票投给非穆斯林领袖,那你们就上当了。” 大家想一下,跟上面提到过的这两位当事者的间接 “渎神”,也就是旁敲侧击 “妄言” 上帝身边的人和事,就被关监狱和被追杀的事实相比,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上帝从 “至高无上” 的宝座上拉下来安排成第二号人物,胆子是不是大了一点?

我们应该记住:在世界人口中,即使不算其他上帝的信徒,就已经有22亿基督徒,占世界人口的百分之31.50%; 和16亿穆斯林,占世界人口的22.32%。这些信徒有很多是非常虔诚的,根本容不得他人对上帝表示稍微一点点的不敬。在美华人特殊的成长背景使得我们对涉及宗教和上帝的语言文字不敏感,但这绝不能给我们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理由。我们真地应该随时注意: 千万不要为了宣泄我们自己一时半会儿的愤怒和不满,就去发表可能引发误解, 冲突, 甚至仇恨的言论。尊重他人的信仰难道不是我们在行使言论自由权利时,必须时刻牢记在心上的最基本的行事规则和最低的文明礼貌标准吗?

关于上帝,因为事关重大我想多说两句。大家是否真正地静心想过:认定上帝不存在是深思熟虑后的结果或者只不过是无知无畏? 我相信没有人会怀疑爱因斯坦是我们时代最合格的科学代言人吧。在科学和上帝这件事上,就让爱因斯坦给我们解释一下吧。在回答一个关于他是否将自己归入泛神论者的问题时,爱因斯坦是这样回答的:

“你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难回答的一个问题。 这不是一个我可以简单地用是或者不是来回答的问题。我不是无神论者,也称不上是泛神论者。我们就像闯入一所浩瀚图书馆的小孩,图书馆里面收藏着不同语言写成的书籍。小孩知道,这些书一定是某些人写的,但不知道书是怎么写成的, 也不懂写成这些书的语言。小孩隐隐约约地猜测到这些书的排列仿佛是依据某种神秘的规律,却不明所以。在我看来,世上最聪慧者对于上帝的看法亦该如此。我们看到一个按不可思议的次序排列著的宇宙,依某种特定的规律运行,但对于这些规律却只是一知半解。我们有限的智力竭尽全力想理解推动星宿运行的神秘力量。我虽为史宾诺莎的泛神论着迷,但更欣赏他对于现代思想的贡献,他是第一位把灵魂和身体作为一体处理的哲学家,而不是分成两半的部件。”

读这段文字,我感觉到爱因斯坦是在谈论我们人类自己:我们就是那个小孩,我们猜测到有一个超自然上帝的存在,用多种语言写了所有的书,制定了我们世界的所有这些运行规律。我也把这段文字理解成一个比喻:小孩就是寻找真理的科学。那些书的作者和世界规律的立法者就是超自然的上帝。这是我阅读过的解释超自然的上帝的含义的最好的段落之一。需要指出的是,爱因斯坦相信的超自然的上帝与一神教的至高无上的上帝是有所不同的,虽然超自然的上帝仍然是世界规律的创造者制定者,仍然是至高无上;但超自然上帝对于人类的行为并不做道德评判也不加干涉。许多科学家对于上帝都有着类似爱因斯坦这样的认知。

我自己是在“无神论”的教育环境里成长起来,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我至今对有组织的宗教活动心存恐惧。在多年的思考以后,我自认属于不可知论者。我知道许多有着和我一样成长背景受过几天教育的在美华人也属于这个群体。 弄清楚这些人对上帝的认知对于本文的讨论很重要。由于信仰是一个人最刻意保护的一部分隐私,尤其对不可知论者,所以他们很少会在公开场合谈及这个话题。为了让读者对这个群体中的某些人对于上帝的认识有一点了解。我没有其它选择,只好讲一下我自己的认识。

在我的生活里,有的决定可以让我受益,但我却不敢那么做,因为我害怕被看见。当生活需要我当机立断时,有一些道德底线,我是无论如何也跨不过去的。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就差不多溺水而亡,长大后又遭遇多次事故,遇到过种种不测,但我都活过来了; 我不敢相信我每次都只是幸运逃生。童年时, 我在中国一个偏远乡村接受初等教育,后来在一个工厂当了三年木匠,再后来接受了本科教育,又到美国完成了我的学业,最后定居在波士顿享受幸福的生活。这一路走来,我无法想象这一切都只是我的选择,我的努力,和我的应得, 而没有任何神秘的外力相助。

在自然世界里,也实在是有太多的不惑让我对科学能解释一切的说法产生怀疑。就在这一刻,我的桌子上放了一本2017年5月的《国家地理 National Geography》杂志。翻开它,我读到这样一个小故事,故事名为 “她四处寻欢,他安心孵蛋”。这之前,我已经读过进化生物学家对鸟类行为的解释。在鸟类中,几乎总是雌鸟孵蛋,根据进化生物学家解释,孵蛋是一件非常艰巨的工作,耗时耗能量,因为只有雌鸟能确定蛋是她的,所以这工作就非得由雌鸟来干。大多数鸟类还是一夫一妻制的。根据进化生物学家的解释: 如果丈夫不忠的话,妻子可能会选择放弃孵蛋,另找一个忠实的丈夫, 所以丈夫就得忠心耿耿。然而,“她四处寻欢,他安心孵蛋”却告诉我们一个与上面的解释截然相反的现象。在南美洲森林里生活着几种水雉,在它们身上发生了动物界最极端的性反转。具体来说,在交配季节,一只雌水雉会去走亲最多五只单独居住的雄水雉,并把他们的窝当成她的后宫。雌水雉会在光天化日下跟五只雄水雉交配,并在其中一只雄水雉的窝里下四个蛋,然后继续当她的“花花小姐”寻欢作乐。生物学家已经算出雄水雉孵出的小水雉不是自己后代的风险可能高达75%,但窝里有蛋的雄水雉会心甘情愿地在随后的三个月的时间里安安心心地呆在窝里孵蛋。科学是如何解释这一与众不同的行为呢?进化生物学家声称这是因为雄水雉别无选择,如果他不孵蛋的话,他可能连25%有自己后代的机会也没有。我是应该相信进化生物学家前面的还是后面的解释呢? 反正进化生物学家总是可以用任何他们自己认为合理的说法去解释任何已经发生的事。我虽然仍然相信生物是演化而来的,但在这个例子中我并不认为演化比上帝就是这样安排的解释更为靠谱和更有说服力。

读完这些陈述, 你现在应该可以明白:我的经历和阅历使得我多多少少会对于“上帝”的存在产生一点猜测,会对 “上帝” 产生敬畏,尽管我甚至不能确定 “上帝” 到底是存在还是不存在。 如果存在,“上帝” 究竟是一神教的那个上帝, 还是中国人的 “天”?更不知道他到底是一位至高无上,全知,全能, 和全在的上帝, 还是只是一个超自然的上帝? 但无论如何,在任何情况下我也不会, 更不敢去妄言上帝。所以即使是从我这样的不可知论者的角度解读,“科学第一,上帝第二”也是一句痴人妄语。把这句话公开说出来就更不恰当了。

况且,我实在是无法想象一个人得在一个怎样的独特世界里成长,才能成为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比如说,当一个人也读到我读到过的南美洲水雉的故事时,难道他不会感到诧异万分,而认定这只不过是另一个新发现的 “科学” 奇迹。当他仰望星空,观景赏物,回顾历史,思考未来时,难道他真地不会对世界上那么多不可思议的事物的存在,发生,和发展产生一点点惊讶,一点点不惑,和一点点怀疑,猜测到有某种神秘的力量在后面推动, 而仅仅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自然界的盲目演化和人类活动铁定的因果效应。再比如说,真的有人的生活经历是没有一点未知,没有一点悬念,也没有一点奇迹的;难道真的会有人可以选择自己要走的每一条道路,要做的每一件事,要达到的每一个目标,然后完全通过自己的努力,如愿以偿地达到目标, 心安理得地单独享受自己努力的成果,而不觉得冥冥中天命或许插手其中。或者,引用爱因斯坦的图书馆比喻,难道真的有小孩进入图书馆后,注意力完全被图书馆华丽的花岗岩地板或者美轮美奂的屋顶所吸引,根本就没有看一眼图书馆里的书;即使偶尔看一眼,也心有旁骛,只看到同一本无聊的书的重复;甚至有可能根本就没有找到机会走进图书馆的大门。如果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对于上帝不存在的认知是在以上这些情况下形成的,那我非常愿意对这人报以充分的理解和同情。

最后,我想强调指出,上帝的存在更是美国立国的奠基石和国之根本。《独立宣言》的作者杰斐逊是这样说的:“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这段话被认为是杰斐逊对美国建国緣由最精准的表达,也是美国人民对于自己国家性质的全民共识或者共同信念。大家稍微用脑子想一下,如果上帝不是至高无上的第一而是屈居第二,他何以有权把我们创造得人人平等和随意赋予我们 “不可剥夺” 的个人权利。去掉上帝这个源头,人人生而平等和个人权利的来源就没有了,美国的全民共识也就不成立了, 甚至连建国的理由都没有了。所以请注意了,对于许多人说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情况下,跟任何东西相比,上帝都是绝对不能被排在 “第二” 的位置上, 否则维护个人权利, 包括言论自由就都没有根据了。如果言论自由的权利不是来自上帝而是人民和政府, 当一个人说一些冒犯绝大多数人的话时,人民和政府是不是就完全有理由把这权利收回去呢。

我们都是自愿移居美国的。来到了美国这个 “大村庄” 后,“原住民” 诚心诚意也好, 不情不愿也罢, 总之让我们呆了下来了。端着饭碗我们却在大庭广众之下妄言别人最敬重的祖宗-上帝。这样做,在原住民的眼中,我们是不是有点像不知好歹的白眼狼?况且,正是这个上帝给了我们有权呆下来并有权开口胡说八道的权利。我也许是言重了,但我真心希望我们在美华人将来考虑问题和行事时多用脑子想一想,千万不要再做同样的事了。

 (版权©2017,  缪熙怡 版权所有)

Author: 缪熙怡

有人为我留了扇门  
这个故事不属于这里或任何其它地方。在这个世界上它根本就不应该发生,但它确实发生了。既然已经发生, 它就不应该被忘记。所以我决定就把它记述在这儿了。 时间是1970 年,中国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低潮期。在停学几年后,我回到了位于中国最偏远的云南省的一个偏远村庄的一所学校上学。村子的名字叫干沟。当时从村里开车需要两个整天才能到达云南省的首府, 昆明。学校是我父母的工作单位, 一个水电建设公司, 的附属职工子弟学校,当时他们正在那儿建设一座水电站。这一年,我们同一年级的两百多名学生都已经非常幸运地被公司招走当工人去了, 不幸剩下的我们二十五个人组成了学校唯一的一个初中毕业班。被招工的同学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工地上干繁重的体力活, 清理水电站工地开挖产生的石头和废渣。工作是很危险的,我的一个同班同学工作了不到两个月就被石头砸死了。但对于我的同学来说,这远比在初中毕业后被送到农村上山下乡当农民的出路要好得多。我们被剩下是因为我们的年龄太小还不到 16 岁;应该说是不到 15 岁。当年龄可以决定一个人更光明的未来时,人们在计算年龄时总是非常有创造力的。

那一年我有了我的第一节化学课,老师姓黄。他原本的职业不是老师而是工程师。我至今不清楚他为什么会被指派来教我们,但我知道他有一个“不好”的家庭出身背景。事实上,几乎所有我的初中老师都受过大学教育有自己的专业但都有个“不好”的家庭背景。当他们不被信任从事他们的本职工作时,他们就会被派来教我们这群孩子。如果他们甚至不能被信任教孩子,他们就会被送到工地上去干重体力活。我最喜欢的老师之一,那个经常给我讲梦幻故事并告诉我“当地上没有什么东西让你向往时,你仍然可以仰望星空, 星星总是闪亮, 总是向你眨眼”的老师就遇到了这样的命运。我最后一次远远地隔着一条小河看到他时,他正在工地上背着一根比他还高比他还重的水泥杆缓慢地挪动着。另一位我喜欢的老师一年前在我们这些他的学生的围观下在当地的一块沙地上被公开处决,因为他在他的日记里辱骂了毛主席。他们可以被信任也好他们不可以被信任也罢, 我对中国,中国文化,对中国人民的温暖感情很大一部份来自他们对我的教诲。即使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他们都教了我些什么。黄老师在开课前给我们发表了一个小演讲:

“我知道在下一次招工时,你们就会被招聘成为光荣的水电工人。化学对你们来说是无用的。但化学是门知识,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对于你们,对于社会,对于国家都是有用的。这就是你们为什么需要学习化学的原因。我们就要开始学习化学了,但我们没有教科书。毛主席的红小兵是不需要教科书就可以学习的。我们可以在干中学,可以从工人和农民那里学习。毛主席告诉我们: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我们不需要从资本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写的教科书中学习。几天前,我在学校荒废的化学实验室里,就是老师办公室旁边角落上那个屋子,发现了一些过去的化学和其它许多文革前出版的的旧教科书。在给你们上课之前,我翻了翻这些书,书中充满了封资修思想。我是你们的老师,我知道如何带着批判的眼光去阅读。你们还小没有识别对错的能力。作为毛主席的红小兵,你们不应该甚至想都不要想要去读哪些教科书,因为它们是会毒害你们的大脑的。”

我还记得他演讲的大部分内容,是因为即使当时我并没有听明白他是在说什么,但有感觉他是想跟我们说点什么,特别是最后一句话,“你们不应该甚至想都不要想要去看那些教科书”,当他带着口音把这句拗口令说出来时,实在是让人记忆如新的。

当时打动我和我的好朋友小杜心弦的其实只是 “书” 这个字,尽管这书不过是化学和其它我们甚至都不知道类别的教科书。在一个连化学教科书都可以是禁书的年代,我和小杜已经到了山穷水尽无书可读的绝望地步了。我来自一个父母都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在任何正常年代,家里面是应当有一些书籍可供我阅读的。但那时候不是任何正常年代,出于害怕,我的父母烧掉了他们所有文学,历史等可读的书,只剩下一堆关于水坝和水电站建设的工程书。我甚至试图阅读过这些书。不过,由于这些书里面有太多的数学公式,更糟的是这些书都是从外文翻译过来的,句子很难读通,要一个少年坚持读下去要求可能有点太高了。小杜的情况比我更糟。他的父亲是一个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退役军官,他的母亲识字不多,在家里他甚至没有工程书可读。要知道,当时书店里是不卖 “书” 的, 图书馆也是不出借书的。当然如果你硬要说毛主席著作和其它类似毛主席著作那样的书也是书,我也无言反驳。但就算你是毛主席, 就算是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无书可读的年代, 您也无法做到让两个爱读书的孩子把印着您的话的纸当书读。我说得对吧,毛主席? 所以简单的一个 “书” 字瞬间就诱惑了两个没书可读的孩子,把我们从听话的小绵羊直接变成胆大狂妄的窃贼。几乎没有一点迟疑,我们策划当晚就袭击化学实验室,看看是否能找到机会弄到那些书。

晚饭后,小杜和我溜出家门潜入学校,直奔化学实验室的后墙, 因为那儿没有人能够看到我们。我们都知道我们必须非常谨慎,因为我们不能被抓住,给我们麻烦已经足够多的父母再添新的麻烦。化学实验室的后墙建在一条深沟上。沟里有脏水,但我们一点也不在乎。我们淌过浅浅的脏水,爬上沟渠,从窗子外朝里望去。我们很吃惊地发现当晚有人居然正好忘记了关灯。我们可以看到有几摞书端端正正地堆放在房间中央的桌子上。但我们很快就意识到我们根本无法拿到这些书。我们不敢打破玻璃窗户。即使我们能想出办法把窗子打开,玻璃窗后面还有铁条。我们耗尽脑汁,想尽了一切办法,书还是可望不可及。在沮丧中,我们来到了实验室的前门。出于绝望,我或者小杜踢了门一脚。门居然就开了。我们为我们的好运兴奋不已,因为实验室的门总是锁着的。我们当学生这么多年还从来没看见过这门没上锁。黄老师稍微夸张了一点。除了化学,我们只发现有物理或者数学教科书,但并没有其它语言和历史之类的教科书以及小说和故事书,但我们已经是太开心了。这些书根据科目和年级水平分门别类地排列成几摞。我们两个人每人从每一摞书中拿了一本。把书藏在衣服下面,在黑暗的掩护下我们一路小跑溜回家。一回到家,我立即开始读书,就跟让我当一回国王一样开心。

第二天上化学课,我低着头往下看根本不敢面对黄老师,因为我偷了书并且非常开心地阅读了它们,尽管黄老师已经明确地告诉过我们不应该那样做。小杜和我都是听话的好学生,从来都没有干过任何违规的事,盗窃是一件任何人都想象不出我们俩有胆量做的事。黄老师走到我面前,拍了一下我的肩膀,给了我一个笑脸。即使我是一个彻底自闭症的孩子,我也能认得出这个笑脸并没有任何一点点责怪或者要追究我的意思,而是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赞赏和鼓励。多年以后,我终于想清楚黄老师试图告诉我们什么。人是不能让别人定义你是谁或者应该是谁的。“红小兵”自然会去做红小兵应该做的事。但如果你不接受别人给你贴上的这个标签,读什么书, 书毒不毒害大脑, 和成为什么样的人则取决于一个人自己的选择。他甚至几乎公开地挑战我们迅速长大, 做出自己愿意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的决定。但我们当时实在是太年轻并没有听出他的意思,我和我的同学小杜只是出于对书的渴望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他的挑战。  

七年后,小杜和我都将通过中国在文革后的第一次高等教育考试, 应考的包括中国文革十年的初高中毕业生。我们班上二十五名学生中,我知道的就有八名那一年得以进入大学学习。这一年,全国的升学率是 4.78%,教育相对落后的云南省的升学率则要低得多,一个偏远村庄非正规的职工子弟学校的毕业生的升学率按理应当低得更多。但我们创造了奇迹, 因为我们有黄老师和其他像他一样的老师教过我们。在我们完全应该接受我们的命运时,他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仍然有选择。我当然非常清楚地知道我生命中有一扇改变我命运的门是黄老师给我留着的。他给我留了门,我走进去, 一切就这样改变了。

 (版权©2017,  缪熙怡 版权所有)

Author: 缪熙怡

美国高官 罪与罚 的特色  
我回中国时,有时会被问到美国高官的犯罪问题以及相应的惩罚。我总是避开这个话题,因为这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楚的。既然讲不清楚,我就不试了,而只是转述两个美国高官的官司,大家可以自己去体会其中的奥妙和美国特色。在 “克林顿夫妇的生财之道” 我会讲述克林顿夫妇从差不多一贫如洗到亿万富豪的生财之道以及中间与法律的纠葛。在 “乖儿犯案” 一节中,我会叙述述麻州参议员肯尼迪的一次奇特的交通事故和他随后接受的惩罚。

克林顿夫妇的生财之道  
在中国,政府高官几乎终生就是替政府工作的,他们的家庭财富都来源于他们的工作。而美国高级政府官员一般只替政府工作一任四年最多两任八年时间。当这些人开始为政府工作时,他们通常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家庭财富。以麻州为例,在我居住期间,已经有两任州长一共任职十二年每年只领取一美元的工资; 尽管麻州州长的薪酬并不算太低,一年$151,800, 但对于这两任州长, 这份薪酬仍然比他们每年慈善捐款的金额还要少。我查看了一下我居住期间我们州州长的来历,在担任州长之前,他们分别是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著名律师,或者本人就是富有的资本家。 总之所有这些年我们州的州长没有一个当州长比不当州长赚钱多。当州长就赚钱来说,对这些人绝对是一大损失。这并不是特例,比如说我们州旁边纽约州的前纽约市市长布鲁默贝格 (Bloomberg) 也是一美元的工资。早期的纽约州长洛克菲勒(Rockefeller) 不仅不领工资,还自掏腰包替纽约州修建了整栋州政府大楼。特朗普任命的部长级内阁高官的家庭财富就比三分之一底层美国家庭加起来的总和还要高: 17 位部长级官员至少拥有 95 亿美元的财富,高于美国4300 万最底层的家庭。这儿是一个小花絮, 2006 年,前美国副总统戈尔 20 个房间的私人别墅和游泳池的年用电量超过 22.1 万度,电费账单超过 3 万美元。你大概知道你家一年用多少度电和你家的电费,你可以自己比较一下这过不过份。令人吃惊的是作为一位以促进环境保护关注温室效应而闻名的政治家,他自己并没有感觉这有什么不正常之处。

我想可以这么说, 在美国, 许多高级政府官员多半不是为了钱替政府工作的, 他们关注更多的是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和满足自己为公众服务的愿望。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政客和高官都出生富贵。比尔·克林顿 (Bill Clinton) 和希拉里·克林顿 (Hillary Clinton) 就是草根高官的典型代表。比尔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家庭,希拉里来自一个中上阶层的家庭, 从小衣食无忧,但也并非富贵。两人都毕业于美国最好的法学院,耶鲁大学法学院。我会告诉你他们财富积累的故事,你自己可以把它跟中国高官的财富积累故事比较一下。

1978 年,30 岁刚出头的比尔和希拉里仍然在阿肯色州,一个经济上相对落后的州; 他们两个人 1978 年的家庭总收入为 51, 173 美元,相当于今天的 185, 700 美元, 算不上富人。1978 年 10 月,当克林顿即将从州总检察长的职位上当选为州长时,希拉里在詹姆士·布莱尔 (James Blair) 的鼓励,指导, 和帮助下,开始了期货投资。詹姆斯是比尔和希拉里的朋友,也是阿肯色州最大的雇主泰森食品公司的法律顾问。希拉里后来写道:“我一直有兴趣为我们家建立一个财务后盾,自学了期货交易后就下海了,在交易中我有时赢钱但有时也亏损。”她的的确确是一个天才和自学成才的典范,从对期货交易一无所知, 以一千美元的本金起家,10 个月后,当她金盆洗手时,  她的资产已经增加了一百倍变成 10 万美元,或者准确的说是 99,540 美元,几乎是她家当时年收入的两倍。这个惊人的发财故事在 1994 年 3 月 18 日, 克林顿担任美国总统后被披露,马上就有人怀疑这涉及利益输送和贿赂。“期货市场杂志” 期刊的编辑评论说:“这就像有人头一天才买冰鞋,一天后就打进奥运会。” 数学模型仿真结果显示:即使假设投资者总是幸运临头,这种回报的可能性最多只有 31 万亿分之一。多次调查后的结论是:“这并不意味一定就有利益输送 ,但也不能证明一定就没有。”

希拉里期货交易被曝光的原因是克林顿夫妇和他们的好朋友,已经离婚的吉姆, 苏珊·麦克杜格尔夫妇 (Jim and Susan McDougall ) 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阿肯色州 (Arkansas) 共同投资的白水房地产被调查。克林顿夫妇在这项不幸的的房地产投资中并没有赚到一分钱,而是损失了他们的投资。问题是阿肯色银行家戴维·黑尔(David Hale)指控比尔·克林顿滥用职权以公谋私迫使他向苏珊·麦克杜格尔提供了一笔非法的 30 万美元贷款。苏珊拒绝她前夫的建议为调查作证,在已经有完全豁免权的情况下拒绝回答任何有关克林顿的问题, 因藐视法庭而被判刑入狱服刑 18 个月; 她也在白水案中被发现有罪。克林顿在离任前赦免了苏珊。57 岁的吉姆·麦克杜格尔因为白水案服刑于联邦监狱。 由于心脏问题他看起来老态龙钟,在准备对克林顿作出秘密的不利证词的前几天于 1998年 3 月 8 日星期日, 克林顿任职期间死于心脏病发作。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被告有权拒绝作证。但在这个案件中,特别检察官斯塔尔(Ken Starr)已经给了苏珊完全豁免权;也就是说不管她在法庭上说什么,都不能用来对她定罪,这也就是为什么她可以被强行要求作证。如果真相能够洗白克林顿的话,苏珊绝对没有任何理由不讲出真相。她声称的斯塔尔企图强迫她在宣誓下说谎或者说作伪证,她是因为不这样做而被监禁的解释是讲不通的。

那么为什么苏珊宁愿入狱也不对克林顿涉案的事吐一个字呢? 这是因为如果她开口,她在有豁免权下所作的证词一般说来会被大家特别是陪审团认为更接近真相, 因为她没有任何理由再说谎, 一旦她的证词与克林顿的证词有任何不符之处就可能陷克林顿以作伪证的困境。在美国,作伪证是一项足以让人入狱的重罪也是大多数涉及政要和复杂的案子中,很多被告最终被定罪的原因。作为克林顿真正的朋友,她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万无一失地保护他。大家也许听说过美国电视名人玛莎·斯图尔特因为利用非公开信息进行股票交易而入狱,纽约州长因为招妓而入罪,波士顿青年因为帮助波士顿爆炸案主犯被判刑,但最后让他们遭遇牢狱之灾的并不是他们最初被指控的罪行而同样都是因为作伪证妨碍司法调查。比尔·克林顿后来险些被弹劾也不是因为他跟莱温斯基 (MonicaLewinsky) 有一腿, 而同样是因为大家认为他有可能作了伪证。

没有美国生活经验的中国人如果不幸非得接受美国司法调查时,一定得注意。中美两种文化对作伪证也就是说“谎话”的界定标准和对后果的严重性的认知在我看来是很不一致的。在正式讯问中,记不清的事一定不要乱说或者必须跟自己的律师商量后再说。话应该怎么说才不是美国法律下的谎话大家都可以跟这方面的翘楚克林顿学学。大家也许还记得克林顿在电视中是怎样对全世界人民一字一顿地说的:“我和那个女人,莱温斯基小姐,没有发生 “性” 的关系”,或者他在给大陪审团作证时说的:“我们之间(现在)啥事也没有 (there is nothing going on between us)”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克林顿跟莱温斯基小姐是有点事的而且莱温斯基还把沾满了克林顿精液的衬衣珍藏了起来以便证明这点事。克林顿自己当然也知道他跟莱温斯基小姐是有点事的。关键是克林顿是一个律师,当他说上面那些话时,他已经深思熟虑地考虑过话应该怎么说。精心琢磨加上咬文嚼字, 使得即使后来他跟莱温斯基的事东窗事发,他依然可以依靠狡辩脱身而不是被证明在说谎。

在美国法律中,“说谎” 的意思不是我们中国人认为的这句话与真相不合而必须是这句话与说话人知道的真相不合。克林顿强调自己知道的真相是他甚至都没有触摸过温斯基小姐的性器官,所以自称 “他” 和那个女人,莱温斯基小姐,没有发生性的关系并非一句谎话; 当然,这话也并非实话因为他的性器官曾经在莱温斯基小姐嘴中呆过。下一句话 “我们之间啥事也没有” 则是利用英语动词的现在时浑水摸鱼掩盖一件发生在过去的事。克林顿耍的花招也是许多美国政客常用的,只不过克林顿把它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这样说话在很大程度上也使他逃过了因为作伪证可能带来被弹劾和被追究的牢狱之灾。你如果仔细听一次美国政客在国会和法庭的作证,你就会发现他们通常用的是和克林顿一样的讲话技巧。当他们被问到某一件事是不是这样时,他们总是这样回答:我相信是这样的;我想是这样的,我记得是这样的; 同时还一定不会忘了加上在那时,在那地,在那个情况下等等限制词。你乍一听好像他们已经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一件事的真相。 但如果后来揭露出来的真相跟他们所说的背道而驰时,他们会再告诉你他们相信的,想到的,和记得的都是可能有误的, 不是完全准确的, 但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和那个情况下, 事情从他们的角度看的的确确就是那样的;总之他们并没有骗你而是你理解错了或者只是他和你看事情的角度有所不同。

就在白水案东窗事发之前,克林顿的童年朋友,也是雇用和提拔希拉里的伯乐和希拉里在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克林顿夫妇的私人律师,白宫总统办公室副主任,文斯·福斯特 (Vince Foster),在与抑郁症长期做斗争后自杀了。当时,谣言四起,因为一些与白水案有关的文件在他死后被发现就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后来这被解释为正常, 因为福斯特是克林顿的私人律师,所以他查看克林顿的财务文件是很自然的事。自杀的子弹也从来没有被找到,这后来也被解释为正常。自杀的地方是一个丛林地带,所以子弹可能落在任何隐秘的地方了。为福斯特自杀反反复复进行了五次独立调查,最后都一致认为他的的确确是自杀。另一方面,这些年在克林顿夫妇的生活圈子中,发生了大约 20 次涉及他们朋友,同事,秘书,和保镖的意外死亡,自杀,和在随机抢劫中被谋杀的事故。作为一个对有关信息的交代,我非常犹豫地把这些事故的发生交代在这儿,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些人的死亡与克林顿夫妇有任何关系。虽然所有其他涉及白水案的其他 20人都被发现有罪,只有克林顿夫妇从未被起诉全身而退。三次独立调查都没有发现有足够的证据能将他们夫妇与白水房地产投资案相关的犯罪行为联系起来。

当比尔·克林顿在 2001 年初从总统职位退下时,克林顿夫妇几乎一文不名马上就要破产, 这是因为克林顿在担任总统期间牵涉到几个性骚扰案件打私人官司欠了大量律师费。但从此之后,他们夫妇赚钱的速度真的是很快,出奇地快。他们需要通过看上去很可疑的房地产和期货投资躲躲藏藏地赚一点小钱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们现在可以在市场上靠出卖自己的才能光明正大地赚大钱了。2001 年 2 月,克林顿离开白宫不到一个月,他在摩根士丹利银行发表了第一次付费演讲,演讲费 125,000 美元。几天之后,他在曼哈顿演讲的下一个地址是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他又赚了 125,000 美元。 

2009 年 1 月,在希拉里离开参议院成为美国国务卿后。克林顿的演讲费从一次演讲的大约 15 万美元大大提高到在俄罗斯的演讲的一次 50 万美元,和在中国的一次演讲的 75万美元。当然,这些演讲都是经过美国国务院审查批准后才进行的。希拉里从国务卿辞职后同样赚钱不少; 她给高盛银行至少做了两次付费演讲,每次 20 万美元。他们夫妇40 分钟演讲的报酬是典型的美国家庭年收入的几倍。  除了自己积累财富,他们还创办了比尔,希拉里, 和切尔西·克林顿基金会。这是一个慈善机构; 同时也是他们的女儿切尔西(Chelsea Clinton)施展身手的一个政治平台。 到2016 年,该基金会从美国公司,外国政府和公司,政治捐助者和各种其他团体和个人筹集了大约 20 亿美元的资金。该基金会在世界各地帮助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根据该基金会的报告,超过 180 个国家的 4.3 亿人得到过帮助,超过 4600 万儿童在基金会的帮助下获得了更好的教育。

如果克林顿基金会做的都是这些好事,为什么它会成为总统大选中的一个争议话题呢? 问题是希拉里是国务卿但在任职期间她仍然关心和插手基金会的管理。 在她会见的 154 个外国政治,经济,和文化要人中,至少有 85 个人捐过钱给克林顿基金会,超过她会见的外国人的一半。公平地说,她会见过的美国国内和国外大多数人并没有捐款和有些人捐了钱但她也并没有和他们见面。 2016 年 8 月 22日,希拉里说:“我作为国务卿的工作没有受到过任何外部力量的影响,我的决策是根据我认为是正确的判断做出的;  我知道我的行为看起来像是硝烟滚滚,但后面并没有火”。 从 2001 年到 2015 年,比尔和希拉里赚了 2.3 亿美元,其净资产为 1.11 亿美元。比尔在一个聚会上告诉听讲的学生,"在我离开白宫前,我从来没有赚到过什么钱。 我通货调整后的净资产在过去 100 年当选的任何总统中,包括奥巴马总统,是最低的。当我做总统时,我是一个穷光蛋。但是我离任后,我真地赚了很多钱。"

由于大多数美国高官在任职前就已经拥有高额财富,在短暂的任职期间为自己或者家庭获得更多的财富对他们来说实在是没有多大吸引力。他们早已证明了他们有在社会上赚大钱的本事;如果他们只是喜欢钱,他们完全可以不参政或者在任期满后再接再厉。即使是像克林顿夫妇这样少数不富裕的政治精英,他们也完全懂得他们赚钱的最好时机是在任后而不是在任期中。如果他们能在自己的任期内弄清楚政府的运作方式, 和企业建立起良好的工作关系并打下人脉,在自己的任期后有的是在企业大赚其钱的机会和时间。当然能像克林顿夫妇发那么大的财大概也就仅此一家,但大多数想赚钱的高官是绝对没有问题进入一家大企业领取高额报酬成为企业向政府游说的高级说客或者顾问;所以行政机构的高官很少有被揭露在任期内贪腐的。倒是州, 市议员由于薪酬不高又没有任期限制,只要选得上就可以接着干,议员贪腐的事在各个州市都时有报道。比如说,我所在的州连续三届的州议会议长都因为贪腐犯罪入狱以及波士顿市议员接受贿赂时把钱塞进自己的胸罩里的照片, 就说明美国官员也并非全都是那么清廉无私的。

当然,美国人民对一些高官在任期后为企业做说客,当顾问,和办演讲大赚其钱的做法也不是完全没有看法的。许多人也不认为这样做是理所当然和正大光明的, 对此也是颇有微词的。在 2016 的总统竞选中,特朗普就给希拉里起了个绰号叫“歪瓜劣枣的希拉里”并引起了很多选民的共鸣。在对待官员以权谋私的痛恨程度这一点上,中美两国人民的态度是相当一致的。在宽恕个人或者官员的行为给社会造成的的伤害方面,中美两国人民的态度也是相当一致的。

特朗普自己就有五次自己旗下的企业破产的历史。每次破产当然特朗普自己都有损失,但更大的损失是那些给他投资的银行,私募基金,和在他企业工作的员工。银行和私募基金多半用的是社会上大家存储的退休金在给他的企业投资,在他企业工作的员工的退休金更是与企业同呼吸共命运的,一破产所有这些钱就灰飞烟灭了。五次破产给社会造成了成千上百亿美元的损失也给了亿万富翁特朗普多年不交联邦收入税的借口。但几乎就没有什么人认为这是件什么了不起的大事而只是把它看成一个成功商人的一点小失误。

大开挖是美国联邦政府在波士顿的一个大型公共交通项目。项目的目的是把原先在地面上穿越波士顿市中心的一段高速公路搬到地下从而减少市区交通拥挤。这个项目的双向四到六车道公路隧道的总长度是 3.5 英里 (5.6 公里)。项目 1982 年开始规划,正式施工从 1991 年开始一直持续到 2006 年,整个工程于 2007 年 12 月 31 日结束。大开挖是美国最昂贵的高速公路项目,工程费用从一开始估计的 26 亿美元飙升到完工时的接近 150 亿美元;工期拖延了九年。如果你不知道这费用有多不靠谱,你可以跟北京地铁的建设费用比较一下。在拥挤的城市中心修建地铁通常比修建公路隧道贵得多,因为修地铁还需要建设车站,铺设轨道,和提供电力而公路隧道则简单多了。北京建设地铁的平均费用接近 1 亿美元一公里,而波士顿大开挖公路隧道的费用是 27 亿美元一公里。几乎没有什么人非议向美国联邦政府争取到这个项目并源源不断地获得一笔又一笔后续政府资金和主持这个项目的的麻州的政治家们;特别是两个亿万富翁级的麻州参议员肯尼迪 (Edward Kennedy) 和凯瑞 (John Kerry)。相反地,麻州人民对他们不从中为自己捞任何好处而只是为自己的家乡年复一年地弄来这么多的钱改善当地交通, 支持当地居民的长期就业一直心存感激。

乖儿犯案
在民主的美国,当一个政府高官犯案时,人民会怎样看待这个高官,这个高官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呢? 美国在这个方面也是很有特色的。一般而言,如果这个高官侵犯的是当地居民的利益,那么惩罚是毫不留情的。我们州上一任的州议会议长萨尔 ·第马西 (SalDiMasi) 在一次政府招标时玩了点小把戏, 事后中标公司送了一笔钱给他的助手。就为这事, 第马西给判了八年有期徒刑送到监狱里去吃牢饭了。但是, 如果一个高官犯的事不侵犯当地居民的利益而只是个人犯罪的话, 犯案的高官又是当地人民钟爱的的乖儿子的话, 人民是会很宽宏大量的。

爱德华·肯尼迪 (Edward Kennedy) 是双双遇刺身亡的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 (John F. Kennedy) 和美国司法部部长,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罗伯特·肯尼迪 (Robert Kennedy) 的弟弟,年轻聪明,浑身充满精力和魅力,和他的两个哥哥一样是麻州人民钟爱的乖儿子。1969 年,接替他哥哥首次当选美国参议员后他很快就卷进了一起致人以死地的交通事故当中。当年 7 月 18 日,在参加一次帆船比赛后,爱德华•肯尼迪和他的五位亲密朋友和亲戚,其中有一位是他的司机,举行了一次和六位女士的私人聚会。参加聚会的六位男士都是已婚的中年男子,所有六位女士都是 28 岁及以下的年轻漂亮的姑娘。她们都曾经为爱德华的哥哥罗伯特在 1968 年的总统竞选中出过力,被称为锅炉房女工。肯尼迪后来解释他没有带他的妻子参加聚会的唯一原因是他的妻子不舒服。

在吃喝玩乐,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后。晚上“大约 11 点 15 分之后”,肯尼迪秘密与一位名为玛丽•乔•科佩奇 (Mary Jo Kopechnefor)  的姑娘私自离开。肯尼迪后来的证词宣称他是在做好事开车送科佩奇回离聚会地点有一段短距离车程的旅店,虽然科佩奇随身携带的皮包和饭店房间的钥匙都还留在聚会地点。当问及为什么不让他的司机送人时,肯尼迪回答说:“他看到他的司机玩得正开心,所以他就亲自开车送人了”。

第二天早上,两名早起钓鱼的渔夫看到水下有一部汽车,并在上午 8 时 20 分左右叫了警察。警察在 10 到 15 分钟后来到现场,发现了科佩奇的尸体然后花了不到十分钟就把她打捞上岸。警察检查了汽车的牌照,发现车的注册人是爱德华•肯尼迪。在听到科佩奇的尸体已经被发现后,肯尼迪去了警察局。在事故发生十小时后向警察报告了事故。在这之前,他已经睡了一觉并在 7:30 时与头一天航海比赛的获胜者“例行“交谈,没有一点迹象表示他觉得任何不幸的事已经发生了。交谈后,肯尼迪给他的各路朋友打了一通电话, 对事故的处理向他们进行了咨询,但他仍然没有报告事故。没有人真正知道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根据事故调查报告我们知道肯尼迪那天晚上喝了酒,但没有人知道他究竟喝了多少。 第二天早上 10 点时他的神智到是很清醒的,所以他并没有受到与酒精有关的任何指控。肯尼迪作证称,他当时是在一条名为 “堤防路” 的土路上驾车,虽然这条路上与他要去的地方方向相反,但他当时并没有特别注意到这一事实。当他开到桥边时,由于桥跟道路的方向是倾斜的,又没有护栏,虽然他踩了刹车,车还是开过桥的一侧掉入水中并在水中翻了个身,倒卧在水中。

肯尼迪回忆说,他脱身后游离车辆,但科佩奇没有。 肯尼迪在调查中声称他在岸上多次喊叫科佩奇的名字,并且下水七八次企图找到她,无果后他在岸边休息了大约十五分钟后步行回到聚会地劳伦斯小屋。在回到劳伦斯小屋的路上肯尼迪得路过四幢房子,劳伦斯小屋有一部电话,肯尼迪要么可以叫人要么可以打电话求助,但他并没有那样做。此外,这些房子中离事故地点最近的一幢只有一百四十米,房子的主人说她在那天晚上睡觉前留了一个灯。肯尼迪否认在回到劳伦斯小屋的旅途中看到任何房子有灯亮着。根据肯尼迪的证词,回到劳伦斯小屋后,他叫醒了表弟约瑟夫• 高更(Joseph Gargan)和他表弟的学校朋友保罗•马克姆 (Paul F. Makkham)。两人跟肯尼迪一同返回汽车落水处。多次潜入水中,企图拯救科佩奇。在他们多次努力失败后,肯尼迪作证称:高更, 马克姆, 和肯尼迪一起开车前往渡轮摆渡,途中两人多次坚持肯尼迪应该向警察报告坠车事件。肯尼迪陈述说:“我确实打算报告”,我跟高更和马克姆说过:“你们去关照其他女孩,我会处理好这个事故的!” 高更和马克姆作证时称:他们想肯尼迪在回到埃德加敦后会自己向有关当局报告此事,所以他们就没有报告。根据他自己的证词,肯尼迪游泳渡过一百五十米宽的水道回到埃德加敦。到达旅店房间后,他脱完衣服就瘫在床上了。听到噪声醒来,换上干衣服,他问了一个人现在是什么时间,被告知是早上两点三十分。

那天晚上执勤的副警长作证,在十二点三十分至十二点四十五分之间,他看到一辆车停在路边,他想这车可能迷路了,于是下车朝那车走过去。在他走到车子前,那车溅去一团尘土,高速朝堤防路方向朝东开去。副警长回忆:汽车的牌照以 “L” 开头,包含两个 “7” ;肯尼迪的车牌是“L78-207”。约翰•发若 (John Farrar) 是打捞起科佩奇尸体的消防救援队的队长。他作证说:科佩奇并没因为坠车翻转或者溺水而死。根据她死亡时的位置, 姿势, 和车中气穴的容积判断,她是因为窒息而死。发若认为事故后科佩奇至少还活了两小时。发若还作证说:如果抢救及时,科佩奇是完全可能得救的。发现科佩奇时,她脸朝上俩手紧紧抓住汽车后座。 7 月 25 日,在事件发生后七天,肯尼迪承认他在坠车事故中造成伤害后离开现场,并在十个小时后才报告事故。肯尼迪的律师建议:对肯尼迪的任何监禁处罚都应该被取消。鉴于肯尼迪的年龄 (发生事故时他三十七岁),品行,以及他事发前的声誉,州检察官同意了这一建议。 詹姆斯•博伊尔 (James Boyle) 法官判处肯尼迪两个月的监禁,这是这个罪行法定的最低处罚,并当即宣布取消监禁。在宣布这个判决时,博伊尔提到了肯尼迪的 “无瑕疵记录”,并说他 “已经,并将继续受到远远超出法院可以施加给他的任何惩罚”。事故的全过程在报刊上广为发表,但麻州的居民对于自己的乖宝真的是很宽宏大量的,在下一年度的竞选中, 肯尼迪以赢得麻州百分之六十二的高票继续当选参议员,从此作为无权无势的小人物在美国政坛上的最佳代言人活跃了将近四十七年后于二零零九年去世。

 (版权©2017,  缪熙怡 版权所有)

Author: 缪熙怡

你写我读:你写时想到了我没有  
写文章是为了交流,一种 “文风” 既规定了文章怎样写, 也告诉它应该怎样被人读。 但是如果读写双方对于文章的 “文风 rhetoric” 的期待不一致的话,交流的目的可能就达不到了。这对于想在美国申请大学和研究生院的中国学生特别重要,如果申请书不是按照美国的文风写的话,是很难达到预定的效果的。我是个过来人也是个现在的旁观者,所以我想用我自己的经历,理解,和掌握了美国文风的申请书范文简述一下我认识的美国文风。

美国文风
三十多年前,当我在美国自信地递上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时, 我教授的评价是 “你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写文章”。当时我感到很是不解。因为在中国, 我的文笔并不是最糟糕的。我甚至在一家工厂的宣传科工作过一段时间。我很快得知其他的中国留学生也有同样的问题, 他们也从他们的教授那儿获得了类似的评价。多年以后,在我亲历了我女儿的写作教育之后,我终于理解这原来是文风的问题。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有机会阅读一些中国学生和美国学生在申请美国大学时写的申请论文, 同时也阅读了大量中美议论文。我发现一些新一代中国学生今天的写作仍然存在我当年写作的影子和问题。我不是唯一一个的也不是第一个觉得中国学生在写文章上有跟美国文风要求不一致的人。美国科学院院士理查德·尼斯贝特 (Richard E. Nisbett) 在其探讨东西方文化差异的经典著作:《思维版图 (The Geography of Thought) 》中写道:

“科学论文的文风由以下要素组成:介绍所陈述观点的来龙去脉,阐明相关的理论,提出具体的假想,阐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方法的论证,列举用这些方法产生的证据,解释为什么证据支持假想,回应可能的反驳,回顾基本理论,和总结论文所涉及的领域。对于美国学生而言,这种文风是从幼儿园到大学一点一滴的培育而成的。当他们成为研究生时,这已经成为他们的第二本能。但是对大多数的亚洲学生来说,这种文风是崭新的,学会它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美国教授通常首先为这些刻苦工作,百里挑一的学生折服,然后被他们的第一篇论文失望。这到不是他们对英文的把握不到位,而是他们没能掌握教授认为习以为常的文风。”

尼斯贝特教授认为美国文风教育方面成功到以至于它已经成为学生的第二本能, 而亚洲学生(从书中,你可以知道他主要指中国学生)对此却一窍不通。我三十多年前的经历也部分地验证了他的说法。什么是尼斯贝特教授说的美国文风呢?这个词来源于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原意为 “说服人可用的手段”。 根据亚里士多德和他的弟子,文风包含三个要素和三个手段。三个要素是: 从主题入手,为读者答疑, 和以作者为本。三个手段是: 用事理服人,靠德智劝人, 和借真情感人。

从主题入手是指一篇议论文必须有一个主题,也就是说,有适当事实和道理支持的观点。作者最好开门见山就清晰准确地陈诉主题并且只围绕这个主题写作。这一点大家大概都知道只是有时会忘了。“为读者答疑” 意味着作者必须时刻推测读者对作者提出的主题和议论的期望,了解,和态度。有时候这需要作者利用自己的经验和想象力设身处地地揣测读者可能会提出什么问题,并直截了当地提供清晰和准确的答案。这是我和某些中国作者常常错过的要素。例如,我读过一些中国作者写的讨论促进平等的文章,作者对于要促进的是什么样的平等不加以任何解释:是经济,政治,抑或是机会,男女,还是其它更多不同种类的平等? 同时也不解释为什么要促进平等,是使穷人更富,富人更穷,是增加更多的机会,还是使社会更加和谐?  写文章时,我们似乎觉得要讨论的问题对读者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情况却往往不是这样的。我们必须记得 “为读者答疑” 。我这里只是用一个作者应该记得解释读者对主题的疑问为例,但为读者答疑其实是作者必须时时刻刻记住的一个写作要素。对于任何可能引起读者疑意的事实和道理,作者必须为读者追根寻源, 提供事实的来龙去脉。除了阐述主题和回答读者对主题的疑问,最重要的是:作者必须想办法最有效地陈述自己的的观点,建议,方法, 和行动计划并说服读者接受它们, 或者用通俗的话说就是让读者 “跟着作者转”; 这是作者的主要任务和 “以作者为本” 的意思。

以作者为本, 让读者跟着作者转用文字说服他人是一项很艰巨的工作,具体要从何入手呢? 亚里士多德和他的弟子们建议了三个明确的手段: 用事理服人,靠德智劝人,和借真情感人。用事理服人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摆事实,讲道理。假定读者承认事实并理解逻辑。如果作者能为读者提供有关事实的清晰可靠的来源和证据,正确地应用逻辑进行思辨, 读者就会被说服。这是一篇议论文的中心内容和主要手段。靠德智劝人的最好表述是两句俗语:好人说话有人听,智者开口让人信。这个手段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读者通常只接受一个他可以信任并且言之有物的人所陈述的事实和道理。唯有善意可以赢得读者的信任,而智慧是打开读者心扉的钥匙。借真情感人是指利用文字的力量和技巧去感动读者使其能轻松愉快地接受作者的观点。

我感觉某些文章不能说服人主要有这样两个问题:一个是将臆想混淆为事实或其更形象的表述是“意淫,另一个是外行论道。 “用事理服人”要求在文章中只使用事实和逻辑来说服人。事实是指已发生的事情或存在的状态,或通过努力可以成为现实的事情。确定作者是否只是提供一厢情愿的想法还是事实的最好方法是看作者是否可以提供证据证明所述事实的真实性或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其成真。举个例子,当写作促进平等的时候,某些作者长篇大论地讲述政府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还有其他人(特别是统治者)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如果他们都这样做了,平等的目标很快就会达到了。也许作者的臆想都有道理。但由于作者既不是上帝,也不是国家领导人,甚至连宣传部门的官员都不是。读者会被这些“意淫”说服吗? 读者不傻,对吧?

外行论道是指作者在开口用事理服人之前并没有证实自己有资格开口。对读者来说,除了感受作者的善意,读者读一篇文章的原因是想从文章中读到一些他不知道的内容。在大多数情况下,读者是不知道作者是谁的。这就需要作者清清楚楚地在文中告诉读者为什么他拥有读者没有的知识和智慧。当读者写的内容涉及专业知识时,这一点尤为重要。以写科技论文为例,在陈述自己的新想法之前,作者必须讲清自己新想法的理论背景和相关知识的来龙去脉。也就是说,让读者知道作者是个言之有物的内行所以文章值得继续读下去。我当年写第一篇学术论文时是不知道这个道理的。我认为要求作者自证资质这个要求是很合理的。因为唯有此,一个读者才能相信作者有一定的分辨能力不把自己的臆想或谎言当成事实。一旦作者把臆想或谎言当事实, 逻辑学告诉我们, 所有以此为基础的推论都是无效的。 我们读这样的文章只是在浪费时间。美国读者似乎对这个要求很敏感。不幸的是,我发现有些中国作者好像根本就不知道这个要求。一些 “文科生” 在丝毫也不证实自己资质的情况下,高谈阔论 “转基因” 或 ” 癌症防治”; 纯粹的外行论道。

在学校学习时,我的教授给我解释过美国 “文风” 的三个要素和三个手段, 所以我对此一知半解。当我的两个女儿开始她们的写作教育后,我和我妻子很快体会到:她们的老师是在训练她们按一个模式, 即按照我教授说的文风写文章。不管老师是谁,模式总是同一个。三个要素和三个手段似乎扎根于每一个老师的心中。 当她们毕业时,我们惊讶地发现,她们满足美国 “文风” 要求的写作已经到了很高的地步。我也有机会读到几篇我女儿同学的作文,虽然在文字方面有差别,但这些作文也是满足同样的文风的。 我为何要介绍文美国中小学的文风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当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掌握了这样的文风,当他们读别人的文章时,会自然而然地用同样的文风去审阅文章,社会也就有了对谣言,谎言,和狂言的自觉的抵抗能力。举个例,在美国我就很难想像科学门外汉写的有关 “转基因” 或者 “癌症防治” 的文章会有人认真阅读和叫好。成为一个转基因科学家或癌症专家需要十几年的专业学习和训练。在任何一个门外汉可以清楚地解释他是怎样跨越这十几年的知识鸿沟或者令人信服地证明他的天才之前,他的文章是不可能被当真的,门都没有。对于任何妖言,谎言,和狂言,读者会本能地要求作者自证资质和用事理服人从而使妖言,谎言,和狂言失去蛊惑人心的功能。

两篇申请书
我想了又想最后还是决定陈列两位在美国“文风”的写作教育下培养出来的青少年写作的大学和研究生院的申请书;让中国的读者, 尤其是青少年读者,看看美国青少年是如何写大学和研究生院申请书的,我想这可能会是一件有益的事。我绝对没有替两位文章作者炫耀的想法;她们真的不需要。我读过一些篇中国青少年写的大学和研究生院的申请书,我自己很久以前也写过研究生院的申请书,我想说的是我们的写作是不符合美国 “文风” 的要求的, 用我们的 “文风” 写作的申请书在申请美国学校是不可能产生预想效果的。我以前吃过这个亏, 希望大家不要接着吃。

第一篇 “直面自己” 是一位高中生申请大学时写的,第二篇 “医学与我” 是一位大学生申请美国医学院,相当于中国申博时写的。如果我们把申请文看成敲门砖的话,这两篇文章都可以算是很成功的敲门砖,因为它们都帮助申请人敲开了美国许多顶尖学校的大门,最后让申请人如愿以偿。但在这儿我想强调的是这两篇文章都很符合美国 “文风” 的要求。;

直面自己
我决定以一个非正式的问答环节结束我六个星期的美国文化讲座。有许多只手举起来了。
“你有男朋友吗?”
“是不是每个人每天都吃麦当劳?”
我轻松愉快地回答着这些问题,课堂不时响起一阵笑声。他们都已经熟识我和喜欢我的幽默感。我瞥了一眼钟。再有几个问题,我在昆明医学院的系列讲座就应该能够轻松愉快地结束了。

一个女孩举起手来,当我让她发言时,她恭敬地站了起来。“如果美国和中国之间发生战争,你会站在哪一边呢?”

房间马上沉静下来,我的思绪高速旋转想躲避这颗飞来的子弹。稍微停顿了一下,我笑着开玩笑地回答说:“我想我会搬到非洲,不操心这个问题。” 课堂爆发出一阵笑声,我微笑着,为自己的才思敏捷暗暗得意。这时一个年轻男孩站了起来,我可以清晰地察觉到他对我外交词令的答复并不满意。
“你究竟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

就在几年前,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是美国人,一个从吐着满口美国俚语的舌头到染着美国饮料的耐克鞋的舌头都是美国味的彻头彻尾的美国人。为了保持我刻意塑造的自我美国人形象,我曾经坚定地拒绝做任何我认为是中国人的事情。我不愿意弹钢琴或拉小提琴,因为这似乎是作为一个中国孩子的先决条件,而是吹起了小号。我在中文学校里装得无精打采毫无兴趣,直到我母亲彻底丧失希望,我也就趁机退了学。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意识到我永远无法完全融入收养了我的家庭。我从来没有遭受过明显的歧视,但无论我如何完完全全按美国人的方式行事,我一直在学校里被称为 “中国孩子”。在家里,我接受到传统的但往往是很严格的管教。尽管我最初很愤慨,但我慢慢地意识到,我父母的行为是有益的,并与我自己的价值观相同。他们对于努力工作和卓越表现的要求有时候看起来很极端,但满足他们的高标准让我感到自豪和有成就感。虽然我仍然按自己的兴趣成长,他们的监督使我更专注于我的目标。渐渐地,我开始接受培养我成长和塑造我的中国文化。

我与中国人根的联接在我对我的出生地连续三年的访问和开展英语教学中变得更加深厚强壮。与我的奶奶一起同住,和我的表兄弟妹们一起谈笑,跟我的学生们一起相互交流,我开始为他们的生活担惊受怕,为他们的成就欢欣鼓舞。当我走在街上时,我曾经努力改变的中国人特征帮助我找到了归属。我曾经试图用喷洒柠檬汁冲淡的乌黑的头发,我曾经使劲捏压想让它变得高耸的小鼻子,我那双比我的洋娃娃的眼睛还要小的眼睛; 是它们让我融入到人群之中。在中国的街头上,我得以直面自己。与此同时,我意识到即使我与街头上漫步的人们在外表上是浑然一体的,但我也绝对不可能被误认为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我在美国无意识中养成的举止态度比任何我刻意做出的美国人的姿态使我更像一个美国人。无论是在晚餐时要求一杯冰水,参加大人讨论政治,还是和我的学生们一起讲笑话,都会让我脱颖而出。我身在家乡,但不觉得是回到了家。经过多年的挣扎,我终于知道我是谁了。我冷静地回答了这个年轻男孩,声音坚定沉着: “我是个中国-美国人”。

他仍然站着,马上反问到:“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到底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虽然他可能永远都不明白,但我坚定地回答他:“为什么我不能两者都是呢?

医学与我
我的生命始于一个塑料盒子。我早产了两个月,在新生儿重症监护室里度过了我生命的最初的几个星期。当我年纪稍大一点的时候,我的父母讲述了我母亲的急诊室访问, 以及随后的剖腹产和我的紧急肠套叠手术。如果我早生几十年,这次怀孕就会在要么是我死要么是她亡中结束。在 “我为何存于世” 这个问题的最早的回答中,现代科学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在高中和大学学习期间,我的兴趣就开始转向医学了。流行病是我早期关注的焦点,因为它对全世界人民的健康危害极大。2012 年夏天,我有幸能在南非德班的夸祖鲁纳塔尔结核病和艾滋病研究所临床试验部门工作。在那里,我参加了一项涉及数百名患者为改善结核病和艾滋病诊断和治疗的研究。改善对这些高度流行的疾病的诊治是有明显临床价值的,但只是在我前往一个叫圣安德鲁斯的偏远医院后,我才真正感受到这些流行病对病人生活的实际影响。德班教学医院的创伤外科霍兰德医生,每半周飞往没有外科医生的圣安德鲁用他自己的时间为病人做手术的行为激励起我在医学第一线拯救生命的想法。

我想象我观察到的第一例手术会是一个简单的活体检验,但是在检查了病人之后,霍兰德医生警告我要镇定。这位十几岁的女孩是艾滋病毒阳性患者,乳头瘤病毒感染导致她的外阴上皮细胞膨胀到了可怕的绰号叫 “旺盛的花椰菜” 的状态。霍兰德医生解释说,她因为害羞或者贫穷没有尽早就医,一直拖到她在外地打工的男朋友回来要求性爱时她才不得不前来就诊。没有训练有素的麻醉师帮忙使得活体检验生灵活现让人记忆犹新。霍兰德医生是依靠氯胺酮和咪达唑仑进行镇静的,护士偶尔会将女孩摇晃到有意识的状态,以免她呼入的气体浓度太强。医生和患者之间难以置信的相互信任对诊断的结果至关重要; 圣安德鲁的医生们对他们患者的社会经济落后状态予以充分的谅解,从而使他们的病人能向医生坦诚心怀。圣安德鲁的每个诊断结果都是在对患者个体特征,资源限制,文化背景,和医学手段进行综合考虑后产生的。当霍兰德医生对一名患者的乳房进行检查时,他告诉我烧伤疤痕是患者访问过传统治疗师的标志。另一名患者肋骨上的硬包是采矿工作造成结核病感染恶化的表现。在许多情况下,患者并不需要手术或处方治疗,而只需要安慰人心的言语和一双沉稳温暖的手。一旦知道他的肠疝是可以用手术根治而不是一条藏在胃里的蛇, 一个忐忑不安的男人的紧张心情立刻就松弛下来。

观看霍兰德博士与患者之间的协作配合使我对我利用大数据,演化,和统计方法对长期趋势的研究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我在波士顿从事疟疾基因研究,我考虑的是基因世世代代的演化,利用的是巨量的数据分析基因序列。虽然我已经应用统计方法识别出新病源菌,并确定了与病源菌抗药性相关的基因突变,但亲耳听到患者叙述由于离乡背井出外打工,贫穷,和缺医少药使得传染病肆意传播并由此最终产生抗药性的过程使我认清传染病问题的关键。我在第一线诊所的实习告诉我,虽然科学研究能够弄清楚一种疾病是如何躲避人类免疫系统的检测而感染人类细胞的,但对于一个患者和社区的日常生活,一位医生在预防和治疗方面的作用更重要。我希望我能像我在南非耳闻目睹那样和有需要的病人建立起可信赖的和温情的关系。

从德班返回波士顿后,我继续从事临床和基础科学研究工作。尽管实验中随时出现的技术问题有时令人沮丧,但我与霍兰德医生和在其它医院工作的经历让我懂得: 我的工作可以帮助医学第一线, 医生和患者之间面对面的互动, 省时省力。我对于我自己能从一个塑料盒子出发成长为一名健康的学生,一位舞蹈家,和一个擅长烘焙巧克力饼干的面包师的童年惊奇,随着我作为一位儿科器官移植部志愿者目睹浑身插满管子和监视器的孩子们能在手术后健康返家,作为一位骨科临床研究人员看到高中网球明星在前臂骨折后能康复归队,和作为一位社区保健中心志愿者在帮助人们申请到食品券后可以继续支付高血压药物后的放松解脱中与日俱增。我医生职业生涯的梦就是让每个病人都有机会发挥出自己的所有潜力,就像医学给了我机会一样。

以下两段来自一位被麻省理工学院录取了的申请人给出的大学申请问题答案。问题的题目是 “课外活动” 和 “创意”; 两项麻省理工学院最想了解的申请人特质。麻省理工学院对于真正的书呆子并不很喜欢, 但喜欢言简意赅和不同寻常的学生。答案写得这么短是因为麻省理工学院只允许这么短。你可以自行判断答案的写作是否遵循 “文风” 包含的三个要素和三个手段,以及答案是否能让这位申请人在一群科学 “书呆子” 里脱颖而出。

我的课外活动似乎是由不同领域的行话和迫在眉睫的截止日期组成。然而有一项课外活动总是能让我轻松下来,那就是舞蹈。在我耗尽了我的每一个脑细胞后,舞蹈让我的大脑休息而让我的身体接受挑战。当我察觉到我美美地展示了一个金鸡独立的舒展舞姿时,没有任何行话可以表达我的满足之情。当我稳稳当当地完成了一个三周跳跃回旋时,所有的压力都从我的手指尖里飞驰而去,使我在一天的奔忙后重新找回平衡。舞蹈提醒我生活中单纯的美,让我有成就感,尽管,甚至就是因为,我不会为此获得任何奖牌或奖励。 我跳舞只因为我喜欢舞蹈。

我的创意和我在厨房里挥舞的切菜刀一同飞扬。当我做饭时,我会将国际风味融入我独创的菜谱之中。在我烹制的晚餐里,我会加入来自希腊的卡拉马塔橄榄,来自印度的马萨拉咖喱, 和来自墨西哥的西红柿洋葱酱。每当我发现一味新的配料和调料时,我都会考虑如何才能让它为我已经知道的食谱添香加味,以创造出一道崭新,复杂,而美味的佳肴。烹饪与生活同理,制作一盘菜跟设计一个项目一样,都得考虑材质,拟定计划,精心制作才能达到最佳效果。正如我知道某些美味可以和谐地融合在一起,科学方法的逻辑顺序也可以同样构建。对于创意过程的初步了解使我知道我必须着眼于当下,但需要在学习和成长的进程中为万一留出余地。创意使不得不为之的烹饪过程成为一趟有趣的探险之旅, 让我不断地发掘出新的味道。我会把同样的探险精神用于我在学校学到的每一门功课,以及我在家里读到的每一本书中,思考如何利用我学到的新知识来提升我的生活方式,或者得出关于世界的更大的结论。对我来说,创意不是一时一事,而是对我周围的环境和我自己的重新评估。

 (版权©2017,  缪熙怡 版权所有)

Author: 缪熙怡

一群担心自己忘了努力伸长脖子的鹿  
为自己和自己后代生活状态的 “进步”  或 “退步” 而忧心忡忡,我觉得是一个只有我们中国人自己才能相互理解的担心。让我感到诧异的是这一对词明明白白就像是由西风东进带来的新概念但怎么就变成了我们的原创。我的感觉是这跟我们引进 “进化” 这个概念的过程有点关系。进化是一个由日文中的汉字引进到中国来的一个在科学上并不存在的概念。概念的传播者生活在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命运生死存亡的一个关键时期,他们也许认为 “适者生存” 这个概念对我们中华民族太重要了。结合我们中华文化里一直就有的努力向上的文化概念,在传播 “适者生存” 的同时也就采纳了 “进化” 这个新概念。这个概念大大地影响了我之前,我,和我之后的许多中国人的生活态度。

望文生义,进化在许多中国人的头脑中是这样一幅积极向上的画面:在荒莽的森林草原里生活着一群脖子还不够长的鹿和很多长得很高的大树;树的顶尖处长满了营养丰富新鲜细嫩绿莹莹的树叶。然而脖子太短的鹿却吃不到。有几头不甘于命运束缚一心追求 “上进” 的鹿努力地伸长了脖子要想吃到顶尖处的树叶。在它们孜孜不倦的长期努力下,鹿的脖子慢慢地伸长了,终于能够吃到树顶尖上最鲜嫩的树叶,生存下来。经过一代又一代追求上进的鹿坚持不懈的卓绝努力, 鹿的脖子变得越来越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鹿的努力最终有了鹿群梦寐以求的回报,美丽优雅的长颈鹿诞生了。

这个画面真的非常正能量,非常浪漫,也非常励志,让世界充满了希望。但至今为止还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表明长颈鹿的脖子是这样变长的。当代生物科学告诉我们,通过基因传承,一头长脖子的母鹿是有可能生下一头同样长脖子的小鹿;但至今没有人可以想象出一头努力伸长过脖子的短脖子母鹿如何可以有更大的机会生下一头长脖子的小鹿。诞生小鹿需要的卵子在鹿妈妈学会有意识地伸长脖子之前就已经形成。至少直到现在,生物科学界仍然没有人发现有任何一种机制或者任何一种可能性可以让母鹿努力伸长脖子的思想神奇地转化成长脖子基因, 然后把这个长脖子基因再更加神奇地转移到已经形成的卵子中去,除非你有理由相信一个花重金通过美容把自己变成美若天仙的姑娘有更大的机会诞生下一个西施。我们知道的是:下一代更长脖子的小鹿是由突如其来的, 我们称为 “随机” 的长脖子基因变异产生的。这个长脖子基因变异可能发生在一头努力伸长过脖子的母鹿的卵子里但也有同样可能就发生在一头根本不思进取的母鹿的卵子里。 但不管它是怎样发生的,一头更长脖子小鹿从此诞生了。由于这头更长脖子的小鹿可以吃到其它小鹿吃不到的树叶。它有更大的可能生存下来并生出更多的长脖子后代从而把长脖子基因传承下去。长此以往,我们有了长颈鹿。

同时,你也得知道:有长脖子基因变异也就有短脖子基因变异。由于短脖子基因变异, 一些小鹿的脖子可能不是变得更长而是变得更短了,它们也就更吃不到长在高处的树叶了。但是,天有不绝人之路。非洲草原上不但有高高的树,也有矮矮的灌木,吃不到高树上的树叶,矮灌木上的叶子也是同样很美味的。 短脖子小鹿由于可以更容易地吃到其它长脖子小鹿只有艰难低头才能吃到的矮灌木上的树叶。它也有更大的可能生存下来并生出更多的短脖子后代从而把短脖子基因传承下去。所以,世界上有长颈鹿但也有短脖子鹿。如果你仍然认为有进化这回子事,那么到底长颈鹿是进化还是短脖子鹿是进化。况且,有的时候,不管一群鹿是努力地伸长脖子还是不努力地伸长脖子,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有关脖子长短的基因变异就是不发生。这时候,如果你是头鹿就得认同你鹿脖子的长度;它既不变长也不变短,就是鹿脖子那样长短。所以科学地讲,至今为止还没有进化这一回事的。演化是没有方向和目的的,只是基因变异产生的结果对于环境适应的一个检验过程, “进” 从何而来?真实的演化过程即不正能量,也不浪漫,更不励志, 根本就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随机事件。这个演化过程跟有没有 “上进” 的鹿努力伸长过脖子一点关系也没有。至今为止的演化都是这样发生的。 

我们的文化一旦创造了 “进化” 的概念,世界的发展立马就有了进步的方向。进步和退步这一对绝妙的生存状态概念大概就这么产生了。进步就是在进化或者上进的台阶上再上了一层而退步则是在相反的方向往下掉了一层。我之所以觉得进步和退步是和进化的概念紧密相连是因为只有一个人知道什么是进化或者世界前进的方向,一个让人上一层楼的方向,退步这个概念才有意义。这两个概念一经发明立马就成了我们许多中国人生命中随时随地都得提防的梦魇; 一生都处在对这两个生存状态的孜孜不倦地追求和忧虑之中。从小到大,有几个中国人不被父母,老师,和领导耳提面命谆谆教导, 必须,一定,非得每日每时每刻追求进步,谨防退步。恨不得每分钟都检查一次生怕万一不注意就退了一步。如果真退步掉在后面了, 那可是如丧考妣天都要塌下来的大事。况且,我们可不仅仅是自己跟自己比进步退步,我们甚至随时主动地或者被动地跟他人比, 跟世界比, 拿下一代比。在国内比完了到了美国我们继续比。

在美国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我才弄明白: 忧心忡忡了半天除了我们海外华人自己以外没有一个其他外人明白我们杞人忧的是哪门子天。因为英文里根本就没有表达中文里进步和退步这一对概念的相应词汇。没有这两个概念,其他外人是无法理解我们在忧虑什么的。记住,至今为止生活中还没有进化这回子事。一旦没有了进化这个概念,世界就没有了进化或者人类的前进方向,“退步”这个概念就没法给创造出来去表达在 “进化” 的道路上慢了一步的意思。在英文中,最靠近表达我们中文里“退步”这个概念的词汇有两个,一个是回归(regress)另一个是退化(degenerate)。这两个词汇和中文里表达一种生活状态的 “退步” 的意思差得可不是一点半点。没有 “退步” 这个概念的相得益彰,“进步“ 作为表达生活状态的概念也就没有立身之地了。

当然,世界上的如何一种文化都会产生追求卓越积极上进的念头。所以英文中是有不少跟中文中的 “进步” 有千丝万缕关联的词汇。比如说,我们通常翻译成“进步”的 progress,说的是朝前移动, 朝 “好” 的位置移动, 或者说离目标更近了;另一个可以翻译成 “进步” 的 advance 或者 advancement,讲的是有意识地朝一个既定的目标方向移动;还有一个是翻译成进步或者进步派的 progressive,意思是指一种旨在朝社会平等方向改造社会的信念。在英文里,这个信念可没有中文里的 ”进步“ 也就是一个 “更美好的社会” 的意思,这个信念的对立面保守或者“保守派”同样认为他们的信念可以产生一个“更美好的社会”。 所以,在美国当个 “保守派” 是和当个 ”进步派“ 是同样理直气壮的事,因为英文 “保守派” 的意思并不是阻碍社会朝更美好的方向发展,而只是另外一个促进社会朝更美好的方向发展的信念。关键是,所有这些词都只是用来表达一种行为或者思想,完全没有中国人用进步表达与退步对立的一种生活状态的意思。如果一个社会缺乏某些概念,它就没法产生跟这些概念相应的担忧。  
 
我在美国有机会近距离接触一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群。从职业上看,他们大多数是清洁工,房屋装修工,和园丁,工作还不一定天天有。从收入上看,他们也就比能维持温饱好一点;没有自住房也没有希望买得起自住房。从境遇上看,他们真的是有太多的烦心事需要操心。别的不说,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自南美国家,属于非法移民;随时都有可能被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警察抓住遣返回国。但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却总是充满了阳光和欢声笑语。他们把自己租来的小屋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布置得整整齐齐漂漂亮亮,墙上挂满了全家福和装饰品,生活一点也不马虎凑合。一旦有点钱,马上买上崭新的家具和舒服的沙发,装上卫星电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其乐无穷地观看他们本国的体育和文艺节目。周末有空,叫上一群亲朋好友,办个集会;大家聚在一起烧烤,喝啤酒,唱歌跳舞,不亦乐乎;生活得就跟没什么烦心事一样。当然,这可能与他们民族和个人的天性有关。但我总在想,这会不会跟他们的生活只有一个状态:就是 “当下” 这个现实状态而不是两个需要随时追求和防止的进步和退步状态。如果生活只有一个状态时,承认现实过好每一天的日子就成为生活中独一无二的选择。

如果我继续沿用鹿的比喻,我们这群孤悬在美国的中国人就成了这块土地上唯一的一群会担心自己忘了努力伸长脖子的鹿。成为这样一群鹿有时候是一件非常悲惨的事。在美国我们的圈子通常都很小,当我们为了我们自己或者我们子女的退步感到悲痛欲绝时,我们经常除了用我们唠唠叨叨的抱怨把我们最亲密的伴侣, 寥寥无几的几个中国朋友,或者最可爱的子女也给弄得烦不胜烦外,是根本就无法向外人倾诉我们的满腹忧愁的。就算我们能找到世界上最好的精神分析师帮我们排忧解难,我们也没法让精神分析师明白我们到底是忧在那儿难在何处,因为退步这事对美国医生来说根本就是子虚乌有的。所以如果你在中国遇到个像我一样在美国生活了很久的中国人胡言乱语口出狂言地抱怨中国或者中国人这样那样的退步时,多给他们点谅解。他们多半没有恶意,只是因为长期在美国不被人理解他们在说什么给差不多憋疯了。

我想澄清我不是在说 “进化” 和 “进步, 退步” 不是清楚的文化概念而只是说它们不是 “科学” 概念。但是不是 “科学” 概念绝对无损于这些概念的重要性和实用性。事实上,影响人类文明发展的许多最关键的概念和信念都是不“科学”的。例如,针对这段脍炙人口影响了美国和世界的话:“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智人,人类简史>> 的作者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话中的概念都是非科学的。这段话的关键词是人是被创造的,但生物学告诉我们人是演变而来的。“造物者”的概念来自基督教的神话。我们知道人的许多特征比如说智力,健康,相貌等等都是由基因决定的。基因人人不同,何来平等。根据生物学,人并不是“创造”出来的,自然也就没有 “造物者” 去 “赋予” 人类什么权利。我们人类文明正如作者所说的不过是:“由想象所建构的秩序”。“我们相信某种概念和信念,并非因为它是客观的现实,而是因为相信它可以让人提高合作效率、创造出更美好的社会。”这段话也可以用到 “进化” 和 “进步, 退步” 这些想象出来的概念上。如果这些概念能够帮助中国和世界文明进步发展的话,谁在乎这些概念是不是科学的,换回鹿的比喻去。要是我们这群鹿能够通过每时每刻伸长脖子的努力,一刻不停地对自己忘了努力伸长脖子的担忧达到一个幸福满足的境界,就算我们真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群这样的鹿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要是我们不能由此达到幸福满足的境界,看看森林里其它快活的鹿群在一个生活状态下是怎么生活的, 学习一下它们的生存技巧也不算掉架子吧。    
 
我们中国人朝进步的努力和对退步的恐惧通常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高兴和幸福,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和再后面的千秋万代。但我们得知道基因和运气是比我们更强大的力量。如果我们做得到的话,我们对下一代美好幸福生活能做的最大贡献是传给他们一组尽量好的基因,我甚至都不说一组完美基因。我知道我们都做不到。我们自己甚至都没有朝这方面努力过或者在这方面更负责任一些。我这话说的是什么意思, “你懂的"。既然我们都这样了,当我们竭尽全力地推动我们的下一代朝进步方向的努力和对莫名的退步产生恐惧时,是不是应该适可而止。如果推能让我们自己高兴, 同时也能让我们的下一代感到无穷的幸福,那么就使劲推吧;否则,我们是不是应该悠着一点。注意,我不是说我完全反对推或者宣称我和我妻子没有有意或者无意地推过我们的孩子。事实上,虽然我们自己觉得我们没有推过,但我们问过我们的两个女儿,她们俩都不同意我们的说法。我只是说松口气, 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下一代不见得就不幸福了。这一段话算是有感而发吧。

我在文中几次用 “至今为止”,这是因为现代科学的进步已经改变了我说的昨天的事实。今天,进化真的已经从假想变成了部分现实。人类已经基本上掌握了修改和编辑自己基因的技术。回到鹿的比喻;当我们想让我们下一代的脖子变长时我们再也不用苦苦等待大自然随机产生的长脖子基因, 而是可以随心所欲地自行修改和编辑基因诞生一群有着最佳长度脖子的鹿。从来也不安分守己听任命运摆布的我们终于把我们自己改造成了自己命运的主人;我们已经从自然的奴隶变成自然的主人,从人进化到了神。为此我们真的可以欢欣鼓舞吗?

今天,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人人平等的,基因修改和编辑仍然是极其昂贵的。这就意味着即使被允许的话我们中间也只有非常少的一部份幸运者有条件有能力为自己的后代单独挑选完美的基因而绝大多数人则仍然不得不接受命运的馈赠。换句话说,很快,就会有很少的几头脖子长度恰到好处的鹿单独享受树顶尖鲜美细嫩营养丰富的绿叶而绝大多数其它的鹿只能对此一声叹息。你认为这会是一个美好社会的和谐画面吗?其实,就算我们只关注很少的那几头幸运的鹿,画面也不可能就会如此温馨的。你要是知道一点我们人类的精英是如何把聪明才智用在制造威力越来越大毁灭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家园地球越来越快的原子弹氢弹的军备竞赛历史,你就会明白一部份幸运者不把自己后代的脖子增长到地球不能支撑随时就要折断的长度是绝对停不下来的。就算发挥我最大的想象力和对人类道德水平表达出最大的善意,假设我们社会上的每个人都有机会共享基因编辑的成果; 再进一步假设我们人类也有惊人的集体智慧只是把我们每个人的基因都编辑排列组合到最佳。 一个由同样聪明,同样漂亮,同样能干的人组成的社会就真幸福完美了吗?我看未必。

然而,到了现在这一步我们人类能停得下来吗?设想一下,当一个母亲通过基因检验得知她未出生的女儿携带有癌症或者某种更可怕的疾病的基因时,我们或者我们这个世界有什么理由不让这个母亲去改变这组“害人的基因”。 况且, 就算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有办法只容许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去改变 “害人的基因”, 基因可不是贴上个“害人的基因”或者“有益的基因” 的标签就可以分成好坏两类的东西。比如说, 我们现在就知道:给人带来某些血液疾病的基因也正是保证一个人不患疟疾的基因。再比如说:阿尔茨海默 (老年痴呆,alzheimer's) 症和癌症是两个与基因有关,所有人都闻之色变的疾病。很久以前,大家就注意到:阿尔茨海默患者极少会患上癌症,而癌症患者也几乎不会患上阿尔茨海默症,从而猜测这两个病的基因是有关联的。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又该如何编辑基因在阿尔茨海默症或者癌症之间做一选择呢?

我们人类能够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存活下来很可能正是因为人类基因的多样性, 这样一种致命病毒或者致命传染病不至于杀死所有人。当我们把所有的 “害人的基因” 都给改造了时,我们也许也就改造了一组我们人类在某一种致命病毒或者致命疾病发生时唯一能帮助我们人类度过灭顶之灾的基因。当然,至今为止我们人类还并没有完全弄清楚我们自己身上的每一组基因的功能,去改变任何一组基因的本事也还差一点, 但达到随心所欲的日子真的是指日可待了。但愿我们人类的智慧能帮助我们平安地度过我们人类演化或者说从现在起真可以称为进化的新阶段。  

 (版权©2017,  缪熙怡 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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