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Author: 缪熙怡

办学经费分配方案公平吗
按七十宪章分配办学经费是否公平和平等?进步派觉得方案仍然不公平和不平等,并指出一些富裕和贫困城镇学校预算之间依然存在的持续性差异, 比如林恩和威斯顿。请注意,在麻州,贫富学区预算之间的差距只存在于部分郊区和边远城镇。一些居民贫穷但经济发达的城市由于可以收取大量的企业税和商业房地产税,而在城市工作的企业员工和子女大部分却居住在艾克顿这样的郊区城镇,所以有钱可以为城里的学校提供大量的教育资金。例如, 2013 年,波士顿市每个学生的年教育预算支出是 18, 318 美元, 远高于艾克顿的 13, 755 美元。居住在像艾克顿这样的中产阶级小镇居民也不觉得方案非常公平,他们认为自己对州财政收入贡献很大,但根据这个分配方案得到的回报却很小。为了给自己的孩子提供像样的教育,他们不得不忍痛投票提高自己的房地产税。而一些学区对州财政贡献不大,回报却很大。

为什么像韦斯顿这样一个超富的学区还可以根据一个旨在促进平等的分配方案获得任何数额的钱? 给韦斯顿任何数目的钱,不管多少,都只会增加不平等,而不是减少不平等。事实上,即使像韦斯顿这样超富的学区也肯定能拿到一定数目的州教育援助拨款是2007 年达成的第 70 宪章分配方案改革协议的结果。表面上,这种变化是使公式显得更“公平”一些。避开富人的税收不谈,即使是一个超富的社区也仍然居住着很多缴纳州所得税的中产阶级。一点也不让这些居民的孩子获得从社区居民的所得税产生的州教育援助拨款对这些人不可能是公平公正的。然而,更深层的原因则是一个成熟社会的智慧。为了解释这个原因,你得跟我到威斯顿或大约 35 个其它波士顿郊区学区的中小学去走一趟。

每天早上开始上课之前,不论是天晴还是天阴,下雨还是下雪,在这些中小学的门口你都会看到几个风尘仆仆的黑人或拉丁美洲裔学生从一辆长途跋涉的黄色校车上准时下车。这些有色人种学生住在波士顿城里的贫困社区,在黎明前上车,已经跟随校车行走了超过 45 分钟甚至一个小时。他们是通过一个名为 METCO 或都市教育机会协调办主持的项目来郊区城镇上学。创立于民权运动高峰期的 1966 年,这个度过了五十岁生日的项目是美国持续时间最长的学校自愿性消除种族隔离项目。具体的做法就是让波士顿的一部分少数族裔学生有机会到以白人学生为主的比较富裕的郊区学校上学以促进种族之间的教育机会平等。METCO 在改进少数族裔学生学习成绩上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METCO 学生的学习成绩远远地超过他们那些留在自己所在学区的同学。90%的 METCO 学生会从高中毕业并进入大学,相比之下,他们自己学区的比例不到 50%。但是,登上那辆校车,需要耐心和运气。虽然加入 METCO 没有成绩和家庭经济情况限制,但目前有超过10, 000 名少数族裔学生在积极等待,而每年只有 300 至 375 名学生会有幸被选中。有些家长甚至在孩子刚出生时就把孩子加到候选名单上,但仍然不能保证孩子被成功选上。

虽然有些人认为 METCO 对郊区学校也有帮助,因为少数民族学生为这些学校带来了学习环境的多样性。但大多数人都会同意,它对弱势少数民族学生的帮助更大一些。此外,对郊区学校而言,这个项目在经济上是一个额外负担,因为郊区学校只能从 METCO 学生收取到部分学习成本。一个比较大的富裕城镇报告每年为这个项目多花费数百万美元。然而,许多波士顿郊区学区 50 年来居民一直投票继续支持这个项目。要知道这是一个纯自愿项目,如果郊区学区居民不再支持该项目,他们可以投票在任何时候停止该项目。为什么一个富裕学区的居民会愿意支持这样一个纯粹花他们的钱的项目呢?我在一个加入了这个项目的学区住过,并参加过一次对项目的讨论会, 所以我可以回答:这是因为大多数居民认为,那些来自城市不幸的孩子跟他们属于同一社会。身为同一社会的成员,帮助不幸的另一些成员是责任也是义务。

虽然我们知道平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从那些活得好一点的人那儿巧取豪夺以补偿活得差一些的人, 我们也懂得为了社会和谐有时不得不这样做。但如果为了实现“真正平等”的宏伟目标,州政府可以完全砍掉给像韦斯顿这样的富有学区的教育援助拨款。纯粹从钱的角度考虑,韦斯顿当然可以承受零拨款而另一个贫穷的学区或许可以多拿到一点钱。但是这样做相当于告诉像韦斯顿这样的富有城镇,他们的学校不再是麻州学校的一部分,他们的学生也不再是麻州学生的一部分。麻州一点也不关心这些学生的教育。如果麻州政府这样对待韦斯顿,麻州还可以期待韦斯顿的居民继续支持像 METCO 这样自愿性的促进平等的项目吗?如果韦斯顿的居民不再被认为是麻州这个社会不可缺少的成员而只是被掠夺的对象,他们有必要继续关心麻州这个社会其他成员的死活吗,更别说教育了。进一步说,当追求人人平等这个梦寐以求的伟大目标达到极致时,除了富人之外许许多多中产阶级的利益也会受到损害。 如果仍然强行推行,社会就会被彻底撕裂。例如,第七十宪章分配方案是否也对中产阶级不公就是一个因人而异,见仁见智的问题。但不管怎样,在一个成熟的社会里,追求人人平等的结果必须适可而止却是一个很多人都同意的道理。

教育结果平等是钱可以买来的吗
由于第七十宪章分配方案,麻州的每个城镇的公立学校在 1994 年之后都有了可以给每个学生提供像样教育的经费。应该说,在花钱方面,不论贫富, 教育机会平等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了。事实上,麻州教育结果最堪忧的城市公立学校现在有了更充足的办学经费。例如,波士顿旁边的一个小城,剑桥市(Cambridge),也就是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所在的城市,2013 年每个学生的经费达到麻州最高的$27,163,甚至超过麻州最富的镇子韦斯顿的$21,562。事实上,韦斯顿 2013 的公立教育开支在麻州超过三百个单列的城镇中只能排在第 19 位而艾克顿则排在第 273 位,或者波士顿郊区的倒数第五。由钱引起的教育机会不平等的问题解决了,那么弱势群体和其他学生之间学习成绩存在较大差距的问题是不是也就迎刃而解了呢?下面的表格给出了 2013 年我谈到过的几个城市和郊区城镇高中美国高考 SAT 和麻州标准考试 MCAS 的平均成绩。

SAT 是美国高中生申请大学时的标准化考试成绩,是大学录取学生的一个主要标准;你大致可以把它看成中国高考成成绩。MCAS(麻州综合评估系统)是麻州的标准化测验,用于统一地评估所有麻州公立学校的学术表现。CPPI(累积进度和绩效指数)则评估一个学校朝每年其自身学业成绩目标的改进程度, 最高分是 100 分。 根据 2002 年联邦“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的规定,一个学区必须对“所有学生”和“高需求学生”的评分都高于 75 分才能评定为“满意学校”。

从这些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第七十宪章分配方案实行了二十年之后,麻州不同学区学生成绩之间的差距依然天差地别。你可以看出威斯顿和艾克顿的学生成绩和另外三个学区的学生成绩根本就不在一个层次上。事实上,这么多年来,不同学区的差距就没有多大变化。跟世界上许多其它事情一样,没有钱是办不好教育的,但有钱却并不一定就能办好教育。缩小学生成绩差距,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任务,即使在麻州这个美国初等教育的模范州,依然任重道远。

(版权©2017,  缪熙怡 版权所有)

Author: 缪熙怡

公平资助学校
让每个学生都能接受像样的教育需要钱,不少的钱。传统上,在美国,通过公立学校向学区居民的孩子提供 “免费” 中小学教育一直是并继续是每个学校所在的学区, 通常就是一个城镇但有时也会是两个小城镇地方政府的责任。这一传统,甚至早于美国建国。免费的意思只是说学生的家长不直接支付学费。在麻州,每一个有工作或者房地产的居民都通过缴纳个人所得税和房地产税在为其居住学区的每个学生的教育付学费。每个学区用从州里下拨给学区的州教育援助经费再加上由当地的房地产税产生的地方教育经费管理和运营学校。州里的经费来自州里通过个人所得税,企业税,和销售税产生的财政收入,其中个人所得税是单一最大的收入来源。地方房地产税由学区房地产的估价按固定税率收取。  

1994 年之前, 由州里下拨给每个学区的教育经费的数目主要是根据学区的学生数量决定的。为了让您了解这个分配方案对不同学区最终办学经费的影响。下面我列出三个波士顿郊区学区的资产状况:林恩 (Lynn),一个较穷的城镇,威斯顿 (Weston),波士顿郊区最富裕的镇子,以及我居住的上中产阶级小镇艾克顿(Acton)。

依照上面三个学区的资产表,你不难明白在按学生人数接受州里的教育经费后,这三个学区通过房地产税为当地学校提供额外教育经费的能力将是天差地别的。进步派认为按学生数量的多少分配教育经费是造成贫困学区教育经费不足和成绩低下的主要原因。然而进步派想通过州立法机构和公民投票等民主的方式改变教育经费分配方案的尝试却总是以失败告终。民主的道路走不通就改走司法之路。进步派投诉由于公立学校经费分配的不公和不足,造成贫富不同的学生有着不平等的教育机会的官司一路打到了美国最高法院。1973 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 美国宪法并没有提供接受平等教育机会与学生相对贫富状况相关的权利。换句话说,要求平等教育机会的官司从此只能在各州继续打, 因为美国宪法并没有保证每个人不论贫富都有接受平等教育机会的权利。在麻州,1978 年起草,1990 年修订,代表居住在某些低房地产值学区学生的进步派投诉声称:州办学经费分配方案违反了“麻萨诸塞州宪法”的教育条款: “从现在到未来,州立法机关和执法者有责任珍惜维护每个城镇的公立学校和语法学校”。原告声称,州政府并没有履行宪法规定的责任为低房地产值学区学生提供让他们获得足够高质量公立教育的机会。

1993 年 6 月,麻州最高法院裁决,教育条款不仅仅是个理想或者一句鼓舞人心的口号,而是赋予州政府的一个可强制执行的责任,即通过公立教育系统为所有城镇不论贫富的儿童提供高质量公立教育。原告没有要求,法院也没有裁定,每个学区学生的公共教育支出必须相同。而是交由州政府的立法和行政部门制定一个符合宪法要求的补救办法。1994 年, 法院的裁决引导产生了麻州“教育改革法案”, 简称为第 70 宪章,将州公共教育经费按一个全新的方案分配给地方学区。考虑到每个学区地方政府对公共教育的不同的贡献能力,第 70 宪章的分配方案旨在确保每个学区有足够的资源为所有学生提供像样的教育。 总之,方案的设计具有平衡学区教育资金的效果,贫穷学区将获得比富裕学区更多的州教育经费。第 70 宪章方案按以下四个基本步骤确定每个学区的拨款:

1.  计算基础预算
根据麻州最高法院的裁决,每个学区从学前班到高中十二年级的教育经费不得低于能为学生提供适当教育所需的金额。州立法者于是制定了“基础预算”设定这一供资水平。一个学区的基础预算是通过将每个年级和其不同学生群体(例如,低收入和有限英语能力的学生)的学生数量乘以被认为足以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当教育的各种教育支出(例如教师补偿, 专业发展,建筑维护等等),然后将这些总金额加在一起。

2.  计算地方力所能及的贡献能力
一旦弄清了州总教育基金预算,州政府下一步接着计算每个学区能为其学校的运营提供地方贡献的能力。地方政府为学校筹集资金的能力是根据该学区的收入和房地产价值估算的。 州政府期望每个学区通过设定统一的税率,将相同份额的地方资源用于教育; 具体而言,税率被设定为每个学区的房地产价值的 0.3%和总收入的1.4%的总和。

3.  弥补第 70 宪章预算差异
然后,通过弥补地方力所能及的贡献与其基础预算之间的差距来确定州政府对各个学区的援助拨款。

4.  贡献更多
第 70 宪章的基础预算分配方案意味着每个地方政府都会有足够的教育资金支持不管住在哪儿的孩子的适当教育。但地方选民仍可以自行决定为当地学校筹措超过基础预算的更多的钱用于教育。

实际的第 70 宪章的分配方案当然更复杂细致,但上面的描述解释了方案的基本步骤。那么上述三个城镇的实际的教育支出到底是多少呢?在给出真实数字之前,我必须首先介绍一下三个城镇的人口和学生概况因为学生概况决定学区的基础预算。

不熟悉麻州情况的人可能会想,为什么一个最富有的城镇仍然会有 5%的低收入家庭学生。这儿我需要作一个非常简短的解释。麻州法律规定每个城镇应当至少有 10%的低收入家庭房屋(房或公寓)。如果任何一个城镇没有达到这个限制,法律要求该城镇在未来房屋开发中努力实现这一目标; 否则,州政府可以对该城镇行使财务或监管处罚。我不知道任何麻州比较富裕的城镇已经达到这个目标,但知道我们镇的居民在过去的十六年里至少已投票三四次建立或增加了一点低收入房屋。为什么居民们会投票引入更多的穷人给镇上带来额外的财政负担(教育成本)是一个有趣的美国现象,我不会在这里讨论它,但相信这是一个值得知道的现象。请注意,低收入房屋并不是破旧房屋,而是跟城镇中任何其它房屋相同的房屋。它跟其它房屋的不同之处只在于它只能由低收入家庭按折扣价购买和租住,将来也只能以折扣价和租金卖给或者租给另一个低收入家庭。另外,许多最富有的韦斯顿家庭会选择把他们的孩子送到私立学校上学,而阿克顿的中产阶级却负担不起,所以韦斯顿低收入学生的比例会显得甚至会比阿克顿更高一些。

2013 年,林恩,威斯顿,艾克顿的每个学生的实际预算经费分别为 13223 美元,21562美元和 13755 美元。下图说明了根据第 70 宪章分配方案的教育资金来源。

在上面的例子中,林恩的$13,113 基础预算比威斯顿的$9074 和艾克顿的$8604 都高。这是因为林恩有更多的有限英语能力和低收入家庭学生,确定基础预算时为这两类学生计入了更高的相关成本。 但林恩的实际预算支出$13223 比威斯顿的$21562 低,与阿克顿的$13755 预算几乎相同。林恩从州里拿到的援助拨款$9850 远远高于威斯顿的$1079 和艾克顿的$2364。下面让我们看看这几个城镇是如何分别在地方财政上努力为地方初等教育做出自己的贡献的。

我们可以算出:在州里要求的基础贡献外,林恩,威斯顿,艾克顿在每个学生身上追加的贡献分别是$90, $11,936,和$5,088。林恩是个比较贫穷的地方,它可能有其它更急迫的事项需要花钱,也或者它的居民不愿意或者不能承受把教育作为最优先的花钱项目。林恩的地方预算只有不到一半(45%)是花在教育上的,而威斯顿和艾克顿却是将大部分地方预算(66%和 63%)花在教育上。韦斯顿的房地产非常昂贵且有较少的学生上公立学校,它只需要一个较低的 1.22%的房地产税率就可以为镇上的学校提供很高的学生人均支出。艾克顿,一个上中产阶级城镇,跟韦斯顿一样,也需要自己承担学区绝大部分的教育支出。为了达到花与林恩相同数目的钱在每个学生身上,我与镇上其他居民一起投票把镇上的房地产税率提高到差不多是麻州最高的 1.91%, 并决定把镇地方预算的大部分钱花在教育上。这对任何镇子都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在一次镇上讨论如何花钱的居民会议上,我亲耳听到一位老年居民大声抗议:“这个镇子在每个孩子身上的花费超过一万美元,但在每个老年人身上花的钱还不到五百美元。 这真是一种耻辱。”

(版权©2017,  缪熙怡 版权所有)

Author: 缪熙怡

实现个人潜能与不让一个孩子掉队 
一个社会的基本功能是提供每个或贫或富的孩子合格的中小学教育。我的两个女儿在美国麻萨诸塞州, 简称麻州,波士顿市郊区不同学区的几所公立学校接受了完整的美国中小学教育,我因此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了这些学校的中小学教育。像美国医疗保健系统一样,美国教育制度中围绕自由和平等的争论也一直方兴未艾。

在我开始之前,我想强调没有 “美国中小学教育” 而只有美国每个地方不同的中小学教育。在美国,提供中小学教育是地方的责任,中央政府既不定标准也不监管,教什么怎么教完全是由学校决定的。大波士顿地区有超过 100 个相互独立的学校系统。我的两个女儿在波士顿郊区的三个城镇或学区接受过小学教育; 她们两个学到的知识和教学的重点是完全不同的。我大女儿的 5 年级教师,由于某种原因,随心所欲地花了很长的时间教会了他们班上的学生非十进制的数字运算; 一门我上大学时计算机相关专业才教授的知识。但在另一个城镇的同一年级,我的小女儿只是重复练习加减乘除。所以,我叙述的中小学教育实践顶多可以被想象成麻州部分学校; 文中的“美国中小学教育”实际上只有这个意思。

实现个人潜能
一方面,美国中小学教育,是许多中国父母羡慕的对象。将孩子送到美国读高中是许多中国父母的梦想。如果你的孩子有自己的目标,有潜力达到自己的目标,类似我居住的镇上的高中很可能是个不错的选择。根据其使命宣言,我所居住的艾克顿(Acton)高中提供:

“优秀的学术课程以便所有学生实现他们各自独特的个人潜能”

这正是这所学校做到并且还做得不错的。该学校在麻州多年来一直保持顶尖的平均 SAT分数,此分数大致相当于中国的大学入学统考分数。学校将四年高中课程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毕业时,每个学生必须上够一定数目的必修课,除此之外就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和愿望上选修课。为了满足具有不同潜力和能力的学生的需求,学校提供了分为四个学术级别的必修和某些选修课程: 从普通级直到高级或大学水平(AP)。根据自己的学术水平和个人兴趣, 每个学生选择和被分配到不同级别的“课程班”,  而不是中国的 “年级班” 上课, 所以一个学生跟他的同一年级的其他学生很少会总在同一个课程班上课。如果兴趣不同,级别又不在同一程度,很多同年级同学甚至四年也没在同一课程班一起上过课, 而不同年级的学生则会在同一课程班上课。例如,我女儿三年级 AP 数学班上成绩最好的学生就是个一年级新生。

学校对必修课的要求是不高的; 高中毕业只需学习两年任何级别的数学。但学校同时提供了广泛的选修课程供学生按兴趣选修。根据学校的课程手册,在生物学相关领域,除了必修的生物学外,学校可以提供“解剖和生理学”,“生物伦理学”,“人类生物学”,“法医学”,“海洋生物学”等。在外语方面,有“西班牙语”,“法语”,“德语”,“中文”,和“拉丁语” 可供选择。学生还可以选择“JAVA 编程”,“网页设计”,“会计”,“经济学”,“统计”,“心理学”,“工业绘图”,“音乐理论”,“绘画”,“雕塑”,“陶瓷”,“摄影”,“文学和电影”,“公共演讲和辩论” 等等其他选修课程。这样,只要学生对任何知识领域感兴趣,总是可以找到一门适合自己兴趣的课程。 学生上一门选修课,是因为有兴趣想要上这门课,而不是必须上这门课,所以在学习上通常有很高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一门名为“职业贴身跟随”的课程很值得一提。如果学生对某个特定的职业感兴趣; 例如将来希望成为医生,社会工作者,教师等。课程将安排学生贴身跟随观察在这些行业工作的职业工作者的日常工作,让学生对感兴趣的职业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而不至于在申请大学时选错行。

除了课堂学习,广泛和深入的课外活动使学生得以在与外校的学生在州内甚至全国范围内的竞争中进一步扩充知识。学校有讲演和辩论,科学,数学,机器人,环境科学和学术十项全能等各种团队。在学术十项全能竞争中,学生必须掌握艺术,经济学,论文,面试,语言和文学,数学,音乐,科学,社会科学,讲演和超级测验十方面的知识。学校的学术十项全能团队已经连续二十几年保持州冠军的称号。为了在州或国家竞赛中获胜, 参赛者通常必须涉猎高中课堂教育之外的许多知识领域。此外,由于小镇在地理上靠近波士顿-美国学术研究,社会和政治组织, 以及文学和艺术活动的一个中心。从高中二学级开始,一些学生就会在波士顿的一流的科研实验室,政党办公室, 或慈善组织找到实习位置; 在夏季,学校假期, 或周末去那里工作。

通过广泛和深入的课内外学习和社会实践,在毕业时,学校顶尖(3%)的毕业生基础知识的广度和深度通常会大大地超越“高中”的水平。2013 年,学校有大约 450 名学生通过了 900 多项 AP 测试,90%通过的分数高于 4 分,也就是良和优的水平。每个毕业生平均通过两门大学水平的课程。当然, 平均是非常误导的。据我所知,毕业时, 顶尖学生通常都会通过不少于十门 AP 课程。不少甚至还有多年科研或者社会工作的经验。在一个对该学校进行评估的网页上,一个家长留下了以下热情洋溢的评论:

“从它的蓝丝带奖到每年 20 个全国统考优胜者,从福布斯排名艾克顿作为全美第二重视教育的城镇到给天差地别学术水平的学生提供七个级别的课程,艾克顿高中使所有学生都成功的声誉是名副其实的。虽然许多人坚称高质量的教育必须要有充足的资金支持,艾克顿高中有办法在成绩上超过所有其它高中,而人均学生花费在大波士顿地区却是第五低的。”

个人潜能是学生对自己才能和兴趣的自我认知。听任学生根据这个认知去自由选择学什么和学多少的结果, 引用在学校评估网页上发言的另一个家长的留言:  

“虽然这所学校为那些自己有动机学习的学生提供了绝佳的学术环境,但对那些需要帮一把的学生, 学校却放任不管,任其自生自灭。”

由于对于毕业的要求很低; 你也许还记得毕业只需要上两年任何级别的数学课, 一个学生可以通过采取只上最低级别必修课程,如果有兴趣的话,再加上几门不用费劲的选修课从而轻松毕业。根据我自己的观察,这所学校顶尖的 3%和底层 10%的学生的知识差距可以说是天渊之别。举个我知道的例子,毕业时,少数顶尖的学生已经学完了大学二年级的高等数学,但底层的很多学生甚至不能掌握基本分数运算; 这样大的差别是很多没有美国生活经验的中国人难以想象和知道的。

对于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美国高中留学的家长,作为一个对美国高中教育略知一二的第三者,我想提供一点我自己的意见供你参考。如果你的孩子知道自己的潜能何在并懂得如何发展这个潜能;而实现这个潜能正好是你所喜闻乐见的,你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把孩子送到美国一所类似艾克顿高中那样的公立或者私立学校留学让他的潜能得到充分发展。反之,如果你的孩子不知道自己的潜能何在, 或者他自认他的潜能是整天打计算机游戏和享受自由自在的生活,对此你并不是十分赞同, 那你就需要三思而行了。顺便加一句,即使是在大家公认的学习气氛非常浓厚的像艾克顿高中这样的学校,吸毒仍然是很泛滥的,绝对不只是一两个学生的事。所以在送孩子到美国上学之前,如果你不想让你的孩子涉毒的话,一定得记住和孩子开诚布公先地把这事讲清楚,取得共识。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
另一方面,美国中小学教育的特点是弱势群体或高需求学生, 即非洲裔,拉丁美洲裔,和贫困家庭学生的学习成绩远远落后于其他学生。进步派认为,存在差距的主要原因是弱势群体学生没有平等的机会,而保守派则认为是没有给他们选择的自由。不管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双方都同意得做点什么以改变当前的状况。2002 年,在布什总统的主持下,美国国会通过了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法案制定了新的国家教育目标或口号;  要求学校努力提高每个学生的成绩。每个州每一年都必须使用州统一标准考试测试不同年级的学生;并报告所有学生成绩。弱势学生群体的成绩必须单列。所有州必须在 2013-14 学年让所有学生的成绩达到“良好”程度。“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是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第一次要求学校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弱势学生的学业成就上, 因为以前对学校的问责通常只注重学校的总体表现。即使其强势和弱势学生的成绩相差甚远, 一所学校依然可以得到很高的评价。从一开始,就有人就批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 的目标是不切实际的。 一位著名的保守派政治学家写道:“美国国会在总统的敦促下,两党精诚合作以绝大多数的票数通过了在一块土地上的所有儿童的成绩都必须在平均水平之上的法律。”  

关于“每个人都在平均水平之上”,我自己就有个故事。当我的大女儿还在小学时,在一次家长教师一对一会面时, 我问她的老师我女儿在学校学得怎么样。老师告诉我,学得很好,然后说:与去年相比; 我女儿在这个或那个学科上取得了进展。我很快意识到,她是在把我女儿自己跟自己比。当时,我还不熟悉美国的教育制度,所以我问了一个典型的中国父母问题:“与同学相比,她的表现如何,她是低于平均水平,达到平均水平, 还是高于平均水平呢?” 我女儿的老师非常惊讶地看着我,就像我问了一个既愚蠢又不该问的问题,一字一顿地回答我:“在我们学校,每个人都在平均水平之上。” 因为我搬过几次家,  跟不同学区不同学校的教师交谈过,如果交谈涉及学生之间的比较,这句 “每个人都在平均水平之上”  总是挂在许多老师嘴边的。美国学校非常忌讳学生之间的比较,并会尽一切努力阻止学生互相比较。许多学校已经停止了给学生排名。即使在那些仍然按学生成绩颁奖的学校,就像我女儿的高中一样,颁奖仪式的到会者只限于获奖学生和家长。所以如果一个学生没有获得到过奖励,这个学生的家长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学校有颁奖这回事。在我女儿的高中,一个学生就算获得了国家级的大奖,一个美国总统或州长都愿意接见这个学生的大奖,学校仍然不会告知其他学生和家长。  

麻州是美国进步派势力最大的一个州,始终是美国教育改革的先驱, 也是最早开始致力于缩小弱势群体和其他学生成绩的州。在其实现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 的努力中,我注意到四个有意思的现象:公平资助学校,宪章学校改革,围绕项目学习,和朝低端看齐。

(版权©2017,  缪熙怡 版权所有)

Author: 缪熙怡

自由择医或者平等候医
为公民提供适当的医疗服务被认为是当代社会一项不可推卸的责任。长期以来, 美国和其他国家一直在辩论是保护公民自由择医的权利更重要还是让一个公共卫生系统平等地医治每一个患者更重要。我会用三个例子讲述不同的国家在自由和平等之间的取舍和面临的困境。美国医疗保险制度, 加拿大医疗保险上诉案,和印度医疗保健系统。

美国医疗保险制度
美国是唯一的一个不是每个人都有医疗保险的发达国家。美国人要么通过自己的工作单位, 要么在市场上购买自己和家人的商业医疗保险, 如果一个人年龄超过 65 岁, 是个穷人, 或者是个穷人家的孩子, 则可以申请有补贴的或者免费的政府医疗保险。但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负担不起医疗保险,或者认为自己身体健康不需要买保险,这个人就没有医疗保险了。大家听到的美国医疗改革或者俗称的奥巴马就医法案也并没有改变这一现状。法案所做的无非是通过给“有钱人”加税扩大政府财源从而使其可以补贴更多的人购买医疗保险和增加获得免费医疗保险的人数,利用税务罚款的手段迫使更多身体健康的年轻人购买医疗保险, 和强迫保险公司给所有人提供保险,其中包括哪些已经身患重病的人, 从而减少没有医疗保险的人数。在美国,如果没有医疗保险,一旦生病,一个人就得面对世界上最昂贵的医疗服务系统。但正如以共和党为代表的美国保守派强调指出的:只有美国人是在按照自己的健康需求自主选择医疗服务。  

我就用我自己的经历解释一下什么是自主选择医疗服务。我工作的公司只提供有限的医疗保险选择, 但购买医疗保险时要做的选择仍然是很多的。首先必须选择是使用家庭保健还是择优选择就医。家庭保健的保费低,看病花费也低。但每次生病时,无论轻重,只能首先到指定的社区医院去看一个固定的保健医生。只有当他认为这个病需要看专科医生时,才可以去看他推荐的专科医生。择优选择的保费高,看病花费也高, 但它允许有病时自行选择医生。如果选了择优选择,那么还必须进一步权衡选那一种择优选择和怎么用择优选择。如果限制医生的选择在择优选择医生网中,可以花较少的钱看病;但如果想不受限制地去看任何一个自己喜欢的专家, 那就得多付钱了。选择完看医生的方式后,还得继续选择保险的类型。可以选择先支付高,中,低的保险年金,将来每次看病时就可以不付,少付,或多付就诊自付费。也可以选择开设一个医疗帐户放入一定数量的钱,在保险公司设定的有不同支付底线的保险中选一个,看病时首先从自己的医疗帐户支付医疗费用直到总医疗开支超过底线,超过部分由保险公司付。如果一年的医疗费用低于设定的底线,帐户中剩余的钱可以将来再用。就这样选择还没有结束。如果担心下一年有可能住院的话,还可以继续笼统地选择住院回扣保险,  或者对具体的疾病买重大疾病保险。  

做选择是很麻烦和困难的,因为未来是不可预知的。选错了的后果却是非常严重的。如果预测下一年没病,买了个保险年金最低的保险,但不幸重病缠身,需要自付的医疗费那可不是几千美元就可以对付得过去的。当然,如果选对了,好处也是不小的。我所在的公司择优选择, 高家庭医疗保险年金的员工支付部分是$6600, 而择优选择,高支付底线 ($5800 底线) 的员工支付仅为 $1200, 后一项保险个人支付低是因为公司需要支付员工保险年金的 70%,所以愿意为高支付底线保险再多付 15% 鼓励员工去选择这个总保险年金最低的保险。如果一个员工选择后一项保险并把它与头一项保险 $5400 年金差价放入个人医疗帐户, 如果这个员工和家属在一年或者稍微长一点的时间内没有大病的话,这个员工的个人医疗帐户中很快就会有超过 $5800 的储蓄,以后这个员工就相当于每年只需花费 $1200 但享受每年支付$6600 的保险了。总之,选择得全盘考虑自己和家人健康情况,看病习惯,承担风险的能力等等才能做出一个很多时候事后都会后悔的决定,绝对不是一件让人省心的事。这还只是选保险,接下来,生病了,还得想一想看病是不是值得自己的自付费。如果看病的方式是择优选择的话,还得自己去选医生,选医院,选治疗方案,有的是做选择的地方, 所以看病时的选择也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一切由个人自己做选择,这就是美国医疗服务系统的特色。

我所在的公司提供的医疗保险选择是不错的,但有的公司提供的就很差了。不同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的质量也不一样,包括的医生也不一样,付费给医生的标准也不同,也就是说不同保险在医生的眼里,含金量也是不同的。一言以蔽之,对有条件选择的人,或者更准确地说,对那些买得起含金量高的医疗保险或者说付得起美国高额医疗费用的人,美国医疗系统提供的服务真是不错的。在就诊等待时间,诊治手段和速度,服务质量,和医疗创新上,可以稳拿世界第一。病人的挑剔选择, 保险公司之间的激烈竞争, 和保险公司对医生服务质量的监督造就了美国医疗系统的高效和高服务质量。美国患者是在根据医生的服务质量,诊断速度, 和看病方便程度挑选医生。如果一个医生不使用最高级的设备快速诊断,提供高质量的服务,让患者满意,患者就不会来找这个医生,保险公司也就不会包括这个医生在他的医生网中,医生可就很难赚到钱了。但如果一个医生本事很大人人皆知, 那所有保险公司可就挣着抢着要包括这个医生在自己择优选择医生网中, 医生的要价当然也就不低,赚钱的机会就大多了。在美国,我对我和家人接受过的医疗服务无可抱怨。当然,每次看到帐单时,也总觉得触目惊心。举个具体的例子,我选的保险是择优选择高支付底线, 所以得自付底线下的医疗费用;最便宜的和社区保健医生的一次不到五分钟会面也得自付超过一百美元, 任何设备检查的自付费用都是成百上千的。

然而如果一个人有个像样的医疗保险,医疗费用高还真不是一个大问题。有了医疗保险,个人并不直接付费给医生或者医院,而只跟保险公司打交道。医生或者医院可以漫天要价,保险公司则是锱铢必争, “不合理”  的费用是一分钱不会多付的。通过保险公司跟医生或者医院的讨价还价,个人给保险公司的付费通常只是要价的一半或者更少。况且,即使是高支付底线保险,一旦年医疗费用支付达到底线,个人就不需要再多付一分钱,不管超过底线的费用是几十万还是几百万。如果是高保险年金的医疗保险,那就更是万事大吉,不管医疗费用是多少,个人都无需担心,保险公司自会去操心。总的说来,大多数美国人对于自己接受到的医疗服务还是相当满意的。

加拿大医保诉讼
加拿大医保系统是美国的对立面。加拿大只有一个医保计划,一个由全民税收支持, 政府公共资助的,涵盖每一个人主要医疗需求, 对每一个人相同对待的医疗保险。只要你是加拿大居民,当你生病时,贫穷或富有,年老或年轻, 工作或失业, 你都有相同的渠道,同样的等待时间, 和平等的机会使用你的医保, 按步就班地首先看保健医生。如果保健医生认为需要看专科医生的话, 再平等地等待看专科医生。在加拿大,医生不能直接向病人收费而只能通过政府保险得到报酬。接受免费平等的医疗服务被认为是每个加拿大公民的权利。为了保证真正的平等和维护加拿大医保系统的公信度,加拿大法律特别禁止就医插队,额外交费, 和使用私人保险获得公共医疗保险已经提供了的医疗服务。换句话说,有钱,也不能合法地在加拿大找到医生快点看病和找好医生。要想看病, 穷富贵贱,每个人都得平平等等,老老实实地按规矩排队等待。加拿大健保系统是社会主义者的理想,进步派人士的天堂。

即使是天堂,抱怨的声音也不会就此消失。2015 年,一个挑战加拿大政府垄断的公立医保系统违宪的官司终于打到加拿大最高法院了。案子是艾伦诉阿尔伯塔省 (Allen v. Alberta)。艾伦 (Allen) 是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的一位牙医。 2007 年,牙医艾伦在玩冰球时伤了右膝和后背。即使经过多次治疗后,艾伦的背部仍然疼痛不止。2008 年 9 月,在最后一次尝试通过注射治疗未能消除疼痛后,手术成为了艾伦唯一的选择。但根据阿尔伯塔省的医保系统的排队情况,艾伦需要等两年后,2011 年才能轮到做手术。当时疼痛已经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以至于艾伦被迫在 2009 年 7 月出售了他的牙科诊所, 因为他已经无法工作了。在知道需要两年的漫长等待时间后,艾伦想要一个政府医疗保险以外的选择,以使他可以得到尽快的治疗。然而,所有通向在加拿大早一点做手术的道路都被加拿大法律明确堵死了。艾伦在绝望中不得不自费于 2009 年 12 月在美国蒙大拿州 (Montana) 做了手术。手术成功地缓解了他的痛苦,恢复了他的健康。事后,艾伦在阿尔伯特省法院提出诉讼,声称:禁止他使用私人医疗保险获得医疗服务实质上剥夺了加拿大宪法赋予他的“生命,自由和安全的权利”。在案子被阿尔伯特省法院驳回后,他向加拿大最高法院提出上诉。

在加拿大,虽然急症的处理还是很迅速的,但普通病患者就需要非常有耐心了。2015年,加拿大患者从看保健医生到看专科医生的中位等待时间为 18.4 周(超过 4 个月)。设备诊断服务(如 MRI 和 CAT 扫描)的中位等待时间为两周。可选择性或非紧急性手术的中位等待时间为四周。 一位加拿大医生布赖恩·戴 (Brian Day) 指出: “有这么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里,狗可以在一个星期内得到髋关节置换,人类则需要等待两三年。加拿大健康联盟对戴医生说法作出了简明的回应,指出 “动物的兽医护理是基于支付能力,如果狗狗的主人不能支付,狗就得被安乐死。人类的就医不应该基于支付能力”。在加拿大,所有患者都有同样的保险,看谁或者为谁做手术,政府都只支付同样费用。况且,如果一位医生还有一定的医术,因为看医生对患者来说是免费的, 想看这个医生的患者总是比医生可以看得过来的更多, 所以患者总是在等待就医。 除非假设加拿大医生都是白求恩, 他们有什么动机更努力工作以减少患者排队时间呢? 虽然加拿大患者在就医时可能需要等待得长久一些,加拿大却拥有世界上最高的约 80 岁的预期寿命和工业化国家的最低婴儿死亡率。这些显然是跟加拿大的全民医保系统有关的。一些学者甚至声称较长的等待时间也许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特别是当等待的队列是由医生根据患者病情的轻重缓急,而不是由患者的支付能力或医生的利润的高低产生的。

2015 年 9 月,在经过长时间的法庭辩论后,加拿大最高法院以技术性原因驳回上诉,声称艾伦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支持他的背痛不是来自事故而是长时间的等待, 从而避开了自由与平等谁重谁轻的决定。如果案件不是被以技术性原因驳回,则该裁决将与以前的另一个案件的裁决, 查利诉魁北克案(Chaoulli vs. Quebec) 相左,此案是艾伦诉阿尔伯塔省案的镜像案件。也是一个病人,查利 (Chaoulli), 起诉另一个省魁北克省 (Quebec) 不允许他拥有私人医疗保险,造成他需要等待很久才能看到专科医生。上一次, 加拿大最高法院裁决“有渠道等候就医不是有渠道就医”  判决查利胜诉。法院似乎同意,政府对健康保险的垄断,当造成极长的就医等待时,是对个人生命,自由, 和人身安全权利的侵犯。但这一次,法院似乎另有想法。法院确实有理由非常谨慎和非常小心。平等是一件非常脆弱的东西,通常不能与自由选择共存。 接受某个人可以插队的自由就意味着接受这个人比其他人更平等。这样,平等的加拿大医疗保健系统将失去其公信力。

印度式健保
2015 年,我从中国媒体上读到印度有一个免费的全民医疗卫生系统。我很惊讶但也有点怀疑这个消息,因为我不能想象印度负担得起这样的系统。我工作的公司有许多印度同事,我询问了其中五个同事以确认这一消息。他们的反应令人惊讶地一致。首先,他们都看起来有点困惑似乎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在我进一步解释后,他们都记起来了, 并向我解释说印度实行两套并行的医疗系统:公有的和私有的。公有系统是免费的,每个人都可以去就诊。我问他们这两套系统的质量和服务有什么差别。他们说,两个都很好,很多情况下两套系统有同样的医生,因为印度法律规定许多医生必须为公有系统提供一定时间的服务。有一个同事甚至告诉我,有的公有医疗系统有更好的设备。

在进一步交谈中,我发现他们之中没有一个自己去过公立医院或诊所看病。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解释说,私有医疗服务更方便,不拥挤,并且便宜。答案听起来合理但似乎藏着点什么,直到一个与公共医疗服务有间接接触的同事告诉我: 她有一个亲戚是医生。她的亲戚是一个好人,所以他亲自训练了 “替身的他” 在公共诊所工作,因为他有太多的病人在他私人执业的诊所中需要诊治。在交谈结束时,她问我:“如果是你想去看医生,你会去公立诊所得到免费治疗吗?” 我相信我的同事告诉我的是极端的特例, 大多数印度医生都会尽最大努力在公共或者私人设施精心治疗他们的病人,但我也可以看到实行“分别”医疗服务的危险。  

插队,排队, 还是分队
在美国,看哪个医生是病人可以选择的; 在加拿大,看哪个医生只跟政府医保计划的指定和排队时的先来后到有关; 在印度,看的医生就可能不同了。

生活在美国,在购买医疗保险时,我总是选 “择优选择”作为我就医的方式。有人指出,让个人择优选择看医生是对医疗资源的浪费。有效的方法应该是大家都先去看家庭保健医生,然后再由医生决定去看指定的专科医生。这样做的加拿大拥有世界上最高的约 80 岁的平均预期寿命而人均医疗健保支出只是美国的一半。许多我的朋友也明确表示他们对必须首先去看家庭保健医生的安排并不再意。在实际生活中,平常看病, 我也总是首先去看家庭保健医生的。但我就是热爱“择优选择”,并认为让病人“择优选择”就医是医疗保险的一个最重要的功能。

我是一个人,不是一个平均的人。我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提高这个社会的任何效率,包括医疗资源利用效率。很多人不再意一切听任医生的安排并不意味着我也应该一样不再意。我是这样想的,一个社会需要它的成员努力工作,增加社会财富, 使这个社会有成为美好社会的可能。它就不得不给某些成员一点点特权,如果他们愿意付出享用这个特权的代价,社会就得给他们做这个选择的自由, 即使选择是非理性的和对社会资源一种浪费。一个社会只有接受付费插队,让想插队的人努力工作去争取到插队的资格,让服务插队的人得到好处更努力工作,社会财富才会增加, 美好社会才有可能。如果硬要坚持平等,先来后到,最后弄得没人为社会努力工作,增加社会财富。社会平等是取得了,比忍受背疼更糟的结果我可是见过的。我是个普通人,我当然知道在美国我能够看到好医生的机会也是很小的。 因为有的是比我有钱的人,他们就是能够插队让我永远也看不上好医生; 这我懂。选择美国医保制度就意味着得让人插队,得忍受不平等, 这就是自由的代价, 而我是愿意接受这个代价的。我想许多人也一样,至少现在大多数美国人还不想放弃美国医疗系统。  

很多人喜欢加拿大方案,我却对它喜欢不起来。想想如果是我背疼,没有任何选择只能等个一年半载的,我就不寒而栗。许多人认为无忧无虑地平等免费排队看医生, 由医生而不是金钱决定医疗服务是一个社会进步的表现,和对医疗资源的最有效利用,现实生活已经反复证明过任何一个垄断没有竞争的企业都无法自我改善,无法成长壮大,也绝无可能为它的服务对象提供高质量的服务,而只能提供平等的但悲催的服务。我不明白为什么当这个企业换成“公立”免费医疗服务系统,许多人就假设这个结论就变了。在实际生活中,结论是变的。在加拿大看医生,就得等。别无选择而耐心地站在一条长长的队列中等待也许就是平等必须付的代价。

在接受医疗服务这件事,坚持自由优先就意味着得让人插队,而坚持平等优先就得有耐心等。一个折中的方案是同时提供两套服务系统: 一套平等地给所有人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而另一套则让人选择医疗服务。印度式健保的故事就是想告诉大家,这第三条道路也并不好走。折中的困难在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们关于为什么加拿大不能容许私人医疗保险的辩论中讲得很清楚:如果我们允许强者,富人,和能人为自己选择更好和更快的私人医疗服务,谁会选择留下来为弱者,穷人, 和残疾人争取更好和更快的公立医疗服务呢? 

(版权©2017,  缪熙怡 版权所有)

Author: 缪熙怡

要自由还是要平等
美国退休金双轨制以及社保金改革的失败告诉我们点什么呢? 我个人认为有这么几点:

1.  当个人的自由选择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时,去掉个人自由,政府是可以通过 “重新分配” 来产生一个要多平等就可以多平等的结果的。没有自由,平等的程度只取决于政府的 “公平和公正”,个人无需操心,也不用担任何风险。没有做选择前的苦苦思索,做选择时的忧心忡忡,选择后的后悔莫及, 有的是大家一律平等的幸福感。想一下: 社保金是不是就是这样一个做法。

2.  给个人选择的自由,即使在大家起点,条件,和机会都相同的公平和公正的情况下,每个人不同的 “能力”, “本事”  和“机遇”还是会造成结果的不平等。自由选择要求个人去操心算计不测,风险,和意外, 做出决定,并且义无反顾地接受结果; 好也行,坏也罢,一个人都得认。然而,操心算计, 担惊受怕,受苦努力并不一定就会有一个好结果。有时候就得眼睁睁地看着别人选对成为幸运者,自己则老是选错成为一个倒霉蛋。虽然自由选择多半还是会给大多数人带来一定的好处的,但有些人会得到嘉肴瓊筵,而有些人只能得到一点残汤剩水。考虑一下:自由选择的个人退休账户是不是就有这样的结果。

3.  一个容许个人自由选择,可以使所有人或者绝大多数人获益的方案,仍然可能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在现实中,许多人宁愿死守坚持一个每个人都获益甚少的方案,仅仅因为这一方案无需操心,也不用担任何风险,大家一律平等的倒霉; 或者采用托克维尔 (Alexis De Tocqueville) 在《美国的民主 Democracy in America》 中悲观刻薄的说法:“人心中有一种对平等的恶癖,那些弱者会试图将强者扯到和他们一样低的位置上,从而使人爱好奴隶的平等甚于自由中的不平等。” 对大家都没有害处,对大多数人有好处,但对少数人有太大的好处的自由是不讨大家喜欢的。大家可以考虑一下:社保金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不是这个。

4.  自由通常可以给大多数人带来好处。但毫无疑问,自由的最大受益者往往是那些在社会中已经在方方面面都已经占据强势地位本事最大的群体。自由给弱势群体带来一点好处的同时,通常会增加他们跟强势群体之间的不平等。但是如果不接受不平等,不允许自由,那可就谁都得不到任何好处了。没有自由的平等难道真地胜过自由但不平等, 真地使人人更幸福吗?仅仅由于一小部份人获益太少和另一小部份人会获益太多,就不让大多数人获益真的是一个社会更好的选择吗?

虽然这些结论是我从美国退休金双轨制以及社保金改革这个例子中得出的,我相信它们也适用于其它“资源”分配领域; 比如说医疗卫生和教育。 跟这个例子里大家在起点, 条件, 机会上相对平等的环境相比,其它领域里的不平等很多则在起点上就相差甚远,条件更是千差万别,机会则有天涯地角之别。这些领域在“平等”和“自由”之间的取舍就更艰难,斗争也更激烈。

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人认为即使悲催一点但勿需操心的平等也好过贫富悬殊要担惊受怕的不平等,这是一种有道理的想法。但也有许多人即使自己现在所处的境地并不在富的一边却仍然愿意忍受贫富不均和操心担忧, 妄想改变自己的境地而不愿意接受平等下的同样悲催或者同样幸福。也许这些人想要的幸福就是比别人更幸福一点。头一种想法就真比后一种想法更理性, 更高尚, 更应该成为普世追求的目标吗?

保守派和进步派
我对以色列人类学家尤瓦尔•赫拉利 "从 1789 年法国大革命以来,全球政治史可以说就是讲述如何解决这对 (自由与平等) 矛盾“ 的说法很有同感。我三十余年来的所见所闻正是美国人民不断地調整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关系的真实写照。 我将用两个我们中国人最关心的,也是自由与平等之间的矛盾最尖锐的医疗卫生和教育领域中的种种发生来阐释自由与平等此消彼长的争斗。在开始之前,我首先简单地介绍一下争斗背后的两派政治势力: 坚持自由优先的保守派和坚持平等优先的进步派,从而让大家知道斗争的焦点。
 
保守派坚信美国建国时天赋人权的全民共识。 他们认为这个共识和美国宪法是不容更改的和永恒不变的。人人生而平等,但出生后的生活却是不平等的,取决于个人的选择和努力。在个人权利受到充分保护的条件下,每个人需要利用自己不同的才能,意志, 和精力,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在这个过程中,有人会成功但也有人会失败。在保守派看来,自由和平等是不相容的。他们争辩,正是不平等使 “幸福的追求” 成为不仅仅是一场排演或徒劳无功的空忙,使智力,财富, 宗教,和善行得以繁荣。追求智力平等等于鼓励平庸;要求财富平等会导致所有人都贫穷;提倡宗教平等将摧毁不同宗教独特的信条;强调善行平等则会关闭人们追求道德完善的大门。对平等的追求会把鹰束缚在鸡窝里,使它不再翱翔; 鼓励天才与庸才之间的平等将颠覆文明的发展。保守派的鼻祖亚历山大·哈密尔顿宣称:“只要有自由存在,不平等就会存在。 不平等不可避免地源于自由本身。”  

在平等和自由谁重谁轻的争论中,保守派一边倒的偏向自由。除了平等的个人权利, 保守派还认可的平等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他们承诺平等对待别人,也期望别人平等对待他们,如此而已。他们认为追求在一切生活状态上的平等实质上就是扼杀自由从而桎梏社会的发展壮大,繁荣昌盛,和千姿百态, 因为平等只能通过侵犯那些活得更好一些的人的自由,巧取强夺他们应有的所得来实现。政府的职责只在于保护和维护宪法赋予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个人权利,除此之外,政府没有权利也不应该插手干涉个人的自由选择, 去决定谁成功谁失败。也就是说,保守派希望一个 “小政府”,  一个基本不管事的政府。  

美国天赋人权的全民共识是基督教信仰的衍生物。照保守派看来,既然我们坦然接受上帝赐予我们的个人权利,我们也必须遵守上帝的诫命。除了遵守法律之外,我们的行为必须遵从基督教道德的限制和约束。对于保守派,人们并没有同性恋,堕胎, 或任何其他圣经和社会规范禁止的“非道德行为”的自由。此外,保守派也不相信不同国家在社会,文化,和政治上的平等。 他们认为美国全民共识和美国宪法是人类社会最好的信念,美国是世界的灯塔和特例; 美国文化优于任何其他文化,坚持基督教信仰是美国社会久治长安的保证。

进步派尊重美国天赋人权的全民共识和宪法,但相信它们可以而且应该被完善以适应当代多元文化的环境和更先进发展的社会。 对于全民共识,他们更喜欢法国革命的座右铭,也就是被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和许多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采纳的自由,平等和博爱。 美国全民共识强调的是个人权利,法国革命的座右铭则更偏向于个人的社会责任。更重要的是,在自由,平等和博爱的信念中, 平等不再只是起点平等,只是人人生而平等,而是人们社会,经济,和文化状态生活上的平等。

对于进步派来说,由自由,平等, 和博爱三要素构成的幸福是属于每个人的不可剥夺的人生权利。政府的自然功能是提供幸福,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幸福作为个人竞争成败的随机结果。他们希望政府为每个公民提供社会,经济, 和文化平等的条件和状态; 并坚持: 政府必须减轻社会弊病,保护公民自由和人权,保证没有人穷途潦倒,和解决所有社会问题。以经济平等为例,他们希望通过税收公有化财富,使政府能够提供每个人可以赖于幸福生活的财富。也就是说,进步派需要一个 “大政府”,一个管很多事负很大责任的政府。   
 
进步派不相信美国的优越性和特殊性,认为美国甚至可能比许多其他欧洲国家更糟糕。他们认为所有文化都是平等的,美国文化,特别是美国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并不优于任何其他文化。对上帝的信仰只应该保留在私人信念中,在公共领域中不应该有任何位置。

在美国,共和党主要持有保守派的观点,民主党主要拥有进步派的观点。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共和党人都是保守派,或者每个民主党人都是进步派。但是,如果你观看两党对问题的立场,你会看到共和党更保守,民主党在各种问题和政策上的立场更进步一些。有些中国人习惯于给政治势力按经济地位划线站队,一口咬定保守派代表富人,而进步派代表穷人。就我所知,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两派都有足够多的亿万富豪在支持,也有更多的穷人参与其中。两派都认为自己的治国良策更能让美国成为一个人人幸福的美好社会。差别如上所述主要是在对于一个美好社会的认知上,保守派认定的美好社会是一个给人民更多自由选择机会的社会,而进步派认定的是人人更平等的社会。请注意:英文里的保守和进步并没有中文中隐含着的褒贬,只是表达两种不同的信念和追求而已。

最后,我想澄清一下自由的含义。文章中讨论的自由是指让当事人自行选择采取行动和收获回报的自由,即行动的自由。自由还有另一个意思,那就是行为的自由, 意思是说一个人可以我行我素任意行事, 而不需受宗教规则或者公众道德的约束。具体来说,就是大家站起来唱国歌我偏要跪下的自由,搞同性恋的自由,性自由, 堕胎自由,毒品使用自由等等个人行为上的自由。对于这两种自由,保守派和进步派的立场也是针锋相对的, 但支持或反对恰好掉了个个:保守派反对许多行为上的自由,而进步派基本上支持所有行为上的自由, 所以进步派在美国也被称为自由派。进步派反对的是利用个人的权利,机会,和能力自由选择, 也就是行动的自由,来增加社会,经济, 和文化的不平等。进步派认为自由选择只应该用来帮助社会成为一个人人平等的大家庭而不是拆散它。在英文中,如果有需要区分,这两种自由 (libertarian 和 liberal) 是用两个不同的词汇来表达的,并无混淆,但在中文里它们通常都被翻译成自由, 区别就没有了, 所以特意在此解释一下。

(版权©2017,  缪熙怡 版权所有)

Author: 缪熙怡

社保金改革倡议

比较一下社保金和个人退休帐户带给员工带来的退休金。政府不用操一点心,只要给员工自由去自己管理社保税的一半,中高收入员工就可以产生一笔远远高于社保金的个人退休金,安度晚年。况且, 至少对于那些发了财的员工,当他们从个人退休帐户支取退休金时,政府还可以好好收上一笔税。 在美国,中高收入员工占所有员工的 70%左右, 所以,个人退休帐户看起来对大多数人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美国只有少部分中等收入和大部分高收入员工有个人退休帐户, 并且在帐户中每年持续存入足够的钱妥善地投资, 从而给自己准备了退休时足够的个人退休金。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 建立个人退休帐户是完全自愿的,中等收入员工不说,即使是高收入员工也觉得自己每个月的收入交了税以后,捉襟见肘总不够花,根本拿不出钱来存入个人退休帐户。 今天需要钱的紧迫性是远远大于几十年后退休时的长远需要的。 其次,许多人总想着退休后的花费有政府的社保金,不用太担心。所以,大多数美国人并没有准备好自己的个人退休金。而政府社保金储备则很快就会没有足够的钱给所有退休的人发放足额社保金了。 

针对这些情况,美国共和党小布什总统 2005 年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倡议改革美国社保金制度。他宣称: “年轻的劳动者应该有机会通过在个人退休账户中存储社保税的一部分来建立个人财富。”  改革的要点为:  
1)  临近退休年龄的人的社保金发放方式保持不变;
2)  年轻人可以选择最多把 12. 4%社保税的一半, 也就是 6.2%,放入个人退休帐户自己投资积累个人财富。

这个倡议咋一看像是个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大家都会喜欢的改革方案吧?临近退休的人的社保金并不受影响。对于低收入或者弱势群体,政府将仍然维持社保金制度,甚至考虑提高这些人的社保金金额。对于中高收入群体,政府则想把他们推向社会,主要靠他们自己去准备自己的退休金。虽然由于少交一半社保税, 中高收入群体的社保金是会有缩水。但从上面对个人退休帐户投资收益的分析看, 总的退休收入却有望大大提高。一句话,改革后所有人的退休收入都会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没有一个受害人, 大家都是受益者。

然而, 这个改革倡议却很快就失去了大多数选民的支持。因为没有任何一点“自由”的美国社保金制度有着三个人人喜闻乐见的大优点:不操心,无风险,有平等。即使是在任何一个其它领域都找不到的大家在起点, 条件, 机会相同的公平环境下,给每个人有限的“自由”依靠每个人的能力和本事去赚钱的个人退休帐户则有着与社保金制度针锋相对的三大缺点:要操心,有风险,不平等。

综合社保金收入和个人退休帐户35 年收益的信息,假设改革的时间被推前了 35 年,下面表格列举出了不同收入群体在改革前和改革后的受益情况和不平等状况。我将用这个表格为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一个人人受益的倡议最后会有一个众叛亲离大多数人反对的结果呢?

首先看一下不同收入群体的受益情况。虽然改革后社保金的发放方案在改革计划夭折时还没有订出,我大胆假设高收入群体在改革后将从社保金拿不到一分钱;也就是说高收入群体的另外 6.2% 的社保税将被用来增加低收入员工的社保金和减轻政府负担。高收入群体的退休金将全部来自个人退休帐户,金额采用上面个人退休帐户分析中给出的数目。低收入群体是不会选择把任何社保税放入个人退休帐户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同样是放入 6.2%,低收入群体只有很少一点钱可以放到个人退休帐户,而管理个人退休帐户需要操心,  要有本事会以钱赚钱, 还得承担鸡飞蛋打的风险,低收入员工这样做更可能是得不偿失。稳稳当当地继续拿全额社保金怎么看都是个更好的选择。虽然低收入群体的社保金在改革后可能会有所提高,但考虑到政府社保金储备的不足,提高的幅度是不可能很大的, 所以假设退休社保金改革后数目保持不变, 仍然为$17,000。再来看看中等收入群体的收益情况。在个人退休账户一节的收益分析中,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群体被假设有同样的本事去用钱赚钱,所以有相同的投资回报。这个假设是符合人人生而平等的前提的。

但作为一个工程师,我更倾向于相信证据和事实。我读过一份一个大型公司三十年 401k 帐户的调查研究报告。虽然我不记得确切的数字也找不到那份报告了,但印象是高薪员工和中低薪员工的投资回报率相差巨大。研究人员发现高薪员工会比中低薪员工花费更多的时间,更大的努力去管理个人退休帐户,最重要的是,他们通常会揆时度势做出更好的投资决定从而取得比中低薪雇员好得多的回报率。换句话说:虽然人人生而平等,但在用钱去赚钱这件事上,有钱人的本事通常会更大一些。所以在这个表格中, 所有高收入员工将仍然取得富达对冲基金较好的回报率, 每年$78,529 的个人退休金将全部来自于 3% 回报的个人退休金积累。但中等收入员工则平分成两部分,一半人仍然取得较好的回报率,而另一半人由于种种原因将会取得较差的投资回报率。在公司 35种共同基金中,富达美国债券指数 (Fidelity U.S. Bound Index, FXSTX) 的终身平均年回报率 6.07 在投资基金中是最低的,所以就用它来估计较差投资回报的收益。但凡员工愿意在股票市场不是最坏的时段里分一点钱出来投资股票基金,或者对专业投资人才有一点点信任,自己不懂投资,就把钱放在一个专业投资人员按退休年龄给投资人量身定制的混和基金上, 回报率都会好些。即使假设这样几乎就是跟钱有仇的长期投资策略,退休时中等收入的员工也仍然会积累一笔$335,717 的退休金。跟另一半社税产生的每年 $13,512 的社保金相比, 受益虽然不是很大但还是受益了。中等收入员工的退休金一部分会来自改革前半数的社保金而另一部分来自每年 3% 投资回报的个人退休金积累。

即使假设许多中等收入员工会做出比较差的投资决定,对中高收入员工,结果看起来仍然比改革前只领社保金好。现在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为什么很多人包括中高收入员工会不赞同这个改革。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改革对他们是没有大的好处的。就算政府愿意慷慨解囊给他们加一千两千社保金,跟其他人得到的好处相比,改革相当于让别人享受嘉肴瓊筵,自己只得到一点残汤剩水。改革前,高收入群体退休前的收入是自己的几倍,但领取的社保金则连自己的一倍都不到 (1.84)。改革后,不仅退休后的收差不多是自己的四倍(4.62),还可以有一笔高达 $2,617,636 的财富传给后人。如此贫富悬殊的不平等只能让低收入群体愤慨不平,对改革持反对的意见是自然而然的。对于中等收入群体, 改革看起来是有好处的,但好处的大小则因人而异。谁也没把握自己就是幸运的那一半。改革后,根据专家的分析,如果幸运或者会投资,辛苦点也许还值得。不然的话,整天操心自己并不擅长也不喜欢的用钱去赚钱这件事,还要担惊受怕,虽然有专家分析说到头来很多人可能还是会受点益的,但却没有人敢担保自己一定受益。 看不出这比改革前,自己不用操心也不用担风险,高枕无忧到时候就可以按时稳稳当当地拿到自己的社保金好多少。

况且,听专家说这场改革对高收入员工最有利。改革前,高收入员工退休社保金只比自己高 16%。改革后,如果自己投资不善,会用钱赚钱的高收入员工的退休金可就是自己的几倍了,财富积累也是自己的几倍。就算自己和高收入员工一样有本事用钱赚钱,和他们的差距也还是比改革前大得多。本来就贫富不均的社会贫富差距只会变得更大,更不平等; 这可不是自己想看到的。所以,中等收入群体中的大部分人也不支持这项改革。最后说到高收入群体,由于已经有 401k 作为个人退休帐户,改革对他们并没有迫切性。 虽然舆论界反复强调他们将会是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某些人可只看见自己的社保金很可能会被大幅度缩水或者根本就被彻底砍掉,还得白白地继续交社保税;  所以对改革也没有大的热情。失去绝大多数人的支持,这个表面看起来所有人,再加上政府,都可以从中受益的倡议才提出来没多久就寿归正寝了。

如果布什的社保税改革成功,2016 年将是改革实施后的第十年。有好事者估计了一下如果改革成功大家可以得到的好处。结论是尽管过去的十年包括美国从上个世纪早期以来最严重持续时间也最长的经济大衰退, 大多数年轻员工的财富积累都会是非常可观的。

(版权©2017,  缪熙怡 版权所有)

Author: 缪熙怡

平等无自由,自由不平等  
美国是第一个宣称人人生而平等的国家。如果你仍然不明白这个说法有多超前,你可以对照一下当时的中国。1776 年,当《独立宣言》宣称人人生而平等时,中国是清乾隆四十一年,一个不管男女老少都得跪伏于乾隆之下自称奴婢的时代。当然,世界其它国家也好不到那儿去。所有欧洲国家也都还在皇帝,国王,和贵族的统治之下。今天,美国离 “平等” 相差甚远,尤其是在财富的平等上,美国是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最富有的 1% 美国人拥有全国财富的 40%而底部 80%则只拥有 7% 的财富。根据 “纽约时报”,“最富有的 1% 的美国人现在拥有比底部 90%更多的财富”。当讨论不平等时,人们普遍认为: 社会上的不平等现象主要是由个人在起点, 条件, 机会上的不平等所造成的。有的人是含着金勺子诞生的, 有的人出生时则一无所有;有的人有权有势, 而有的人则无依无靠; 有的人鸿运高照, 一生机会多多; 而有的人却厄运当头,一生歧路狭道。如果没有这些不平等,生而平等的每个人都有同样可能成功,结果将是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但也有一些人不这样认为, 他们认定自由和平等本身就是一对冤家对头, 只能是此消彼长。当然,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人们在起点, 条件, 机会上的不平等是无法跟他们的自由选择分不开的,有些人根本就没有另一些人做某些选择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很少有机会去检验这两个说法的谁是谁非。一个无意的大规模社会实验, 美国退休收入双轨制, 却给了我们一个这样的机会。

美国退休收入制度简介
美国的退休制度与中国的退休制度完全不同。美国没有中国强制的退休年龄。只要想干,还干得动,和有地方干,可以干到生命的最后一天。但如果不想干了, 也有办法维持自己退休后的生活,可以随时退休。在美国,通常说的退休,是指一个人可以从联邦政府领取足额退休社保金的年龄;这个年龄与每个人出生年份相关。越年轻,退休年龄就越高。2016 年的退休年龄是 66 岁;到我,这个年龄就变成了 66 岁 10 个月。

美国退休收入采取双轨制。一方面,美国政府负责给每个工作后退休的员工发退休社保金。每个员工工作领工资时,政府会先扣取工资 6.2% 的社保税,员工工作的公司再交 6.2%,也就是工资的 12.4% 的社保税给政府。交够一定数量后,退休时, 员工就可以领到一份由自己缴纳的社保税的金额决定的足额退休社保金。除了通货膨胀调整之外,一个人领取的社保金数额将终身保持在其开始领社保金时的额度。除非美国政府垮台,这是每个退休员工有保证可以拿到的一份稳定的退休收入。对于这份退休收入,员工是一点自由也没有。在退休之前,只要有报酬,政府自动就会从报酬中把社保税拿走。拿走后,政府替大家管理。员工只需知道: 退休后政府会按时给自己发社保金。

另一方面,政府鼓励每个员工自己去“赚”出另一份退休金。最普遍的做法是员工工作的公司建一个“门户”让所有员工在公司选定的共同基金公司开设称为 401k 的个人退休帐户。这个帐户政府不操心, 公司也不关心, 员工自己管理帐户凭个人本事用钱赚钱。具体的做法是:每次领取工资时, 员工自行决定把一定数目的工资先存入401k 帐户, 这笔钱就不用交收入税了。 401k 是美国税法中给这笔钱免收入税待遇的具体条款, 所以这种个人退休帐户就被称为 401k 帐户。钱存入帐户后,员工就可以自由地利用自己帐户里的钱选择共同基金公司提供的各种共同基金进行投资。我所在的公司的 401k账户提供了 35 种不同的共同基金。我太太替一家共同基金公司工作过,她在那个公司的 401k 账户可选的共同基金有上百种。  
 
401k 帐户提供了一个所有员工在起点, 条件, 机会上相同的公平投资环境。一家公司的老板和清洁工是在同样的起点上开始积累退休金的,俩人的退休帐户都从零开始; 俩人可以自行选择在帐户中放入同样数量或者不同数量的钱。俩人赚钱的条件也完全是一样的,都是在同样的一些共同基金中做选择进行投资。最后,俩人的赚钱机会也是相同的, 谁都不可能影响所投资基金的具体投资决定而只能凭借个人本事去选对“赚钱”的共同基金。 如果说有点“不公平”,也是对收入高的; 政府限定了每人每年最多可以放入 401k 帐户里的金额。在退休时,一个人 401k 帐户里积累的金额只取决于他的“能力”,也就是每年往账户里存入的钱数, 和用这些钱去赚钱的“本事”。

退休社保金
我们首先看看政府退休社保金能给一个员工带来多少退休收入。 下面的表格给出了 35年工龄中等收入员工和同样工龄的高收入员工在 2016 年 66 岁退休时的社保金收入,社保金不平等指数,和个人财富传承, 也就是员工身后可以传承给后代的钱。采用 35 年工龄是因为员工领取的社保金只用他收入最高的 35 年计算; 超过 35 年的部分,交的社保税是没有回报的。

假定中等收入雇员在 1981 年开始工作时的起始工资是 $30,000,而高收入雇员的起始工资是中等收入雇员的一倍,$60,000; 两人每年的工资都同步增长 3%,政府每年收走工资的 12.4% 作为社保税。注意,2016 年收入$84,416 在美国算不得是中等收入;但请记住这是一个有 35 年工龄员工的最高工资,而不是一个大学毕业生的起薪。2016 年退休后,社保局一年会分别发给中等收入员工$27,024 和高收入员工 $31,260 作为退休社保金, 一直到员工去世,除此之外员工就啥也得不到了。

退休社保金的金额是用美国社保局提供的社保金计算器算出的,读者可以登陆美国社保局网站自己核实一下。请注意,高收入员工的 $31,260 已经非常接近 2016 年员工最高可以领取到的社保金的上限 $31,668 了。 把社保金跟雇员退休时的工资比较一下,这实在算不上是一个慷慨大方的退休保障系统, 但毫无疑问, 这是一个促进了“平等”的系统。退休前,高收入员工的工资是中等收入员工的一倍,而领社保金时,高收入员工的社保金就只比中低收入员工多 16%而已。在对后人的财富传承上, 两人则是完全平等的; 一分钱的财富传承也没有。  

个人退休帐户
我们接着看看当个人“自由”管理自己的个人退休帐户,退休后用其给自己发退休金,情况又会是怎样的呢?假设上面提到的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员工每年把他们工资的 6.2%,也就是社保税的一半放入个人退休帐户。假设都存入同样百分比是因为我们要把结果跟社保金作比较,社保税是这样做的,只存入 6.2%的原因后面我会解释。

现在用我工作的公司 401k 退休帐户为大家做一分析。公司的 35 种共同基金可以分成三类:股票基金,混和基金,和债券基金。股票基金风险最大但长期回报也最高, 债券基金风险最小但回报也相对低一些; 混合基金正如其名所言是把钱按一定比例投在股票 和债卷上。 现在假设员工愿意承担一定的风险,但并不是投资专家,所以每年都固定地把钱全投资在富达对冲 (Fidelity Contrafund, FCNTX) 股票基金上。 选富达对冲做例子是因为这个基金成立于 1967 年,所以真可以作为一个连续 35 年投资的选择。这个基金也是美国最大的共同基金之一。许多人的 401k 帐户中都有这个选择。

不管股市风云变幻,把钱永远固定地放在一个基金上,当然算不上是个最好的投资策略。富达对冲也不是最近十年我公司 35 种共同基金中投资回报率最高的。这样选,也是想表明为了 “赚” 出自己的退休金,个人只需要有从有限的基金中选和不必做最佳选择的这样一点自由就够了。读者可以自己上网搜索核实一下富达对冲截至 2016 年的终身平均年收益是不是 12.42%。从 1981 年开始,如果我们提到过的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员工逐年把年收入的 6.2%全部放入富达对冲基金取得它每年 12.42%的回报。年复一年,35 年以后,员工的退休金积累状况就会如下面这个表格列出的一样:

只需假设一个非常“合理”的 3%的退休金积累年收益率,无需动用退休金本金,即使中等收入员工每年也可以有一笔$39,265 的个人退休金。当这个员工过世后,还能把 $1,308,818 的财富传承给自己的下一代。请注意: 富达对冲是一个真实存在可以选择来投资的共同基金,很多人在自己 401k 帐户中也的的确确就是选择这个基金。同时,财富积累期只算了 35 年是因为政府在计算退休社保金时只计入 35 年的收入。而如果员工的钱是放入自己的个人退休账户的话,多工作一年,财富就会多积累一年。一个人大学毕业后 22 岁开始工作,到 66 岁退休,个人财富的积累时间应该是 44 年而不是 35 岁; 总之,很多人的工作时间都会比 35 年长。每多工作一年,财富还会有显著的增长。

(版权©2017,  缪熙怡 版权所有)

Author: 缪熙怡

自由与平等的艰难取舍  
自由和平等是美国全民共识 “天赋人权” 说法中被提及的一对孪生兄妹。自由的意思就是每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去想,去说,和去做自己愿做的事,追求自己的梦想, 如果这样做并不烦碍他人也这样做的话。平等就是大家被同等对待,有相同的机会和生活状态。全世界人民对于一个幸福社会的愿望大概都差不多,那就是: 自由和平等。不幸的是,愿望归愿望,现实是现实。自由平等这一对孪生兄妹很少时间能和平共处,多半是此消彼长。我提到过的以色列人类学家尤瓦尔•赫拉利在他的《智人,人类简史》一书中是这么论断的:

 “自从法国大革命之后,全世界人民逐渐同意自由和平等都是核心价值观。然而这两者根本就互相抵触!想要确保“平等”,就得限制住那些较突出的人;而要人人 “自由”,就必然影响人人平等。从 1789 年法国大革命以来,全球政治史可以说就是讲述着要如何解决这对矛盾。”

我在美国三十多年的生活正是亲身观察美国人民不断地促进自由或平等,更准确地说,摆正和調和自由与平等这对矛盾的一个旅程。照我看来,今天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关系更像是中国一首脍炙人口的古诗里惟妙惟肖地描述的那样:“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我会从 “平权行动” 一节开始,讲一下即使只是定义平等待人,大家也很难取得共识。平等待人究竟是不看人待人, 还是不只看人待人呢? “平等无自由,自由不平等” 会讲述美国两种截然相反的提供退休收入的做法,第一种个人完全没有自由,结果是相对平等。第二种,即使在一个公平的环境里,只要给个人一点有限的自由,结果可能就非常不平等了; 从而解释为什么自由与平等是一对矛盾和择一而行的困难。

看病就医和接受教育是自由平等这两个概念表现得最充分的两个领域,每个人立马就能体会到自己是不是有自由和大家是不是平等的。 “自由择医还是平等候医” 和 “实现个人潜能与不让一个孩子掉队” 两节用我自己的近距离观察描述美国在医疗和教育领域中选择自由优先还是平等优先之间的艰难取舍。

在这之前,“保守派和进步派” 一节中会为你介绍美国为自由优先还是平等优先争吵不休的两派政治力量。我的故国曾经有过一段认为 “打土豪,分田地” 是天经地义的历史,最后一节“劫富济穷”,我会讲一下在我的新世界里,本人不是土豪的人不认同这样做是天经地义的一些考虑和想法。  

平权行动
如果说人权是美国社会的基本信念,人人生而平等就是它的基础。人人生而平等意味着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应该受到平等的对待。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包括著名的平等保护条款,规定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求每个人都必须被平等对待; 不许有歧视也不许有偏好。

大多数美国人都同意每个人都应该被平等对待并应该平等对待他人;但却不能对平等对待的含义和细节达成共识。举个例子,种族歧视的错误在于它是根据一个人的种族属性 对待一个人。 那么种族平等是不是就是对待一个人只根据他的个人特质而不管他的种族属性? 许多人是这样认为的,包括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约翰·罗伯特 (John Robert)。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反对基于种族歧视的办法就是停止基于种族的歧视。” 但同样有许多人认为:要求背负着超过 200 年奴隶制历史重担的黑人与其他种族在同一条起跑线竞争, 并按照同样的标准去要求他们不可能是平等待人。平等应该是实质意义上的平等,而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平等。许多人争论说:为了让一个长期受压迫从而处在一个落后地位的种族迎头赶上其它在社会中处于优越地位的种族,在一段时间内,给落后种族一些特殊偏好对待是必须的; 这才是真正的平等待人。况且,我们这个社会欠黑人的债已经太久了,是该还的时候了。“平权行动” 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

平权行动是美国民权运动产生的最著名的反种族歧视政策。该政策支持在教育和就业方面给历史上被排斥的群体,即少数民族或妇女,优先考虑。这项政策已持续了 50 多年。举一个我们中国人可以理解的例子:在申请大学时,如果一个亚裔或白人学生需要 4.0 平均分才能被认为是合格的话,对于一个黑人或拉丁裔学生,要求可能只是 3.0。但对许多人来说,这不是反种族歧视而是反向的种族歧视, 因为它的实质仍然是基于种族的歧视。有亚裔就争辩说:一个父母在中国城餐馆打工的孩子被要求比一个黑人律师的孩子在申请入学时有更高的学术成就,除了种族歧视之外,还能有其它让人信服的理由吗?

如果说美国历史上有笔对黑人长期歧视的旧债需要还,那也是冤有头债有主,谁欠的债谁还。在美国历史上,亚裔对歧视黑人并无贡献;相反的,自己也是长期受歧视的。怎么一转身就变成需要跟着还债的旧债主了。况且,还债的任务还往往落在一些本身也需要帮助的像父母在中国城餐馆打工的孩子那样的人身上时,那就更是明显的歧视了。争取 “平等” 对待的复杂性就在这儿,抽象地说,所有的人都说要求平等对待;但一旦具体到一件事,什么是平等对待那就难说了。比如说,当一个黑人说教育领域应该平等待人,说的是教育领域应该坚持平权行动;而一个亚裔说教育领域应该平等待人时,意思则是完全相反的,他要的是废除平权行动。

在美国,关于平权行动是否符合宪法要求的“平等对待”的争论仍在继续。美国最高法院最近一次以 5 比 4 的票数裁决:如果适当地执行,平权行动不违法。关于平等,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他的名著《动物庄园 Animal Farm》里的诙谐说法是:“每个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动物就是比另一些动物更平等一些”。美国种族政策变化的历史正是灵活地和实用性地实践这一说法的历史,也就是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进程。美国宪法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实践中,有些人就不停地发明一些冠冕堂皇而又含糊不清的成语来推行其认定的“平等”。今天,这个成语是 ”平权行动“ 。在这之前,是 “分别而平等”;以社会可以分别不同而又平等地对待不同的种族群体, 黑人和白人, 为借口来实行种族岐视。我们也许可以认为发明这些成语不过是在玩文字游戏。但在每一个时代,正是这些成语成功地软化和掩盖了美国尖锐的种族矛盾,使得种族平等可以一步又一步地缓慢地但持续性地改善。即使是“分别而平等”, 出炉于美国南北战争之后,虽然本质上依然是岐视, 但其实也是从把黑人当奴隶到当成平民对待的一个进步。

我赞同罗伯特法官的说法,不歧视就是不依人歧视; 平等待人就是把每一个人当成同样的 “人” 对待而不去管他的前世今生。即使作为对过去不义行为的补偿, 要一个白人黄人孩子去偿还一笔不知道是哪个白人孩子的祖宗欠下的旧债,也是不公平的。不管我们发明什么样的说法,平权行动本质上仍然是认为 “有些人就是比另一些人更平等一些”,  实质上仍然不是平等待人。一个人的种族不是他的选择,他的成长环境也不是他的选择,他也没有自己选择要成为一个种族的代表,强迫他为所有这些他没有选择权的东西负责,怎么说都是社会对于个人的不公正,不可能是平等待人。虽然 200 年奴隶制历史的现实在哪儿,如果作为一种不得已的权宜之计,我还是可以暂时容忍“平权行动”掩盖下的不平等,并假装认可它是“平等”待人。但是,一时半会是行的,永久下去和扩展到每一个可划分出来的种族就不恰当了。这事的逻辑非常清楚,要么坚持种族平等,说的就是每个种族群体在能力上都是一样的,谁也不比谁聪明,谁也不比谁傻;如果要求有些种族一直照顾某些种族到永远,那就等于是在说某些种族的能力天生就有所不足,而这不正是在给种族歧视找理由吗?种族平等和特殊照顾两样都要,在逻辑上是不通的。

另外,对于那些呼吁支持平权行动的我的同胞们,我是这样想的。当我自己的孩子要求进夏令营,个人辅导,或者学习上的帮助时,我没有大义凛然地拒绝; 我答应了,客观上就是增加了我的孩子和其他孩子机会上的不平等, 因为并不是每个孩子都有这样的条件。尤其是,当我自己的孩子有机会进入常青藤或者任何好一点的学校时,我没有勇气义正词严地告诉他们: 因为他们已经拥有了太多与生俱来的机会,为了社会的平等进步,他们应该把自己的机会让出去给机会少的人。不管因为任何原因我没有做到,我就应该有自知之明不理直气壮地要求别人家的孩子为我去这样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我的文化传统!

然而,如果我不是站在个人的立场上,而是从社会的角度去考虑这个话题,结论可能就会有所不同了。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与生俱来的种族背景和由这个背景产生的一些偏好:比如说,看病时我们更想见到我们种族的医生,打官司时我们更愿意用我们种族的律师,我们更希望看到我们种族的下一代更成功,这是人之常情。当一个社会能满足我们的这些愿望时,我们会认为这个社会对待我们和我们的下一代时是公正公平的; 否则,我们可能甚至都不认同这个社会了。那么,当一个大学在决定应该培养谁成为一个美好社会必须要有的专业人才和成功人士时,是不是也得考虑社会需求和种族背景去录取学生。尤其是,由于历史, 经济,和文化上的原因,某个种族单独就可以产生足够多的品学兼优的候选人填满这所大学的大部分新生名单时, 我们真想看到大学严格地 “择优录取” 从而只让我们的下一代成为专业人才和成功人士而不给其它种族的下一代任何一点机会。这样的社会我们或者其它种族会认为是公正,公平,和美好的吗?从这个角度上去想,我是不是没有理由去反对平权行动呢?

(版权©2017,  缪熙怡 版权所有)

Author: 缪熙怡

一幢走廊带屋頂的新房子  
我居住的街道上,有几幢建於 60 年代的平房。 我每天上班都要驾车经過這些房子。有一天我看到一幢老房子在出售。一个月后,我看到一些工人开始拆这幢房子。奇怪的是,他们并没有拆毁整幢房子而是留下了半幢侧墙,又过了几周,一幢新房子的模样开始出现。但在房子全面完工之前,工程停了下来。有一个多月,我没有看到有工人在工作。我隐隐约约觉得有什么事情不对了。一天,我收到一封从镇上寄来的挂号信,希望我能出席镇上处理建筑商 XXX 申诉的听证会。我一看申诉地址正是这幢新房子。出于好奇,我去参加了听证会。 我终于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们镇上对建房有一些地方规则: 如果任何人想重建一幢新房子,新房子的地基面积不能大于老房子的地基; 但如果只是要改善现有住房的居住条件,改建时地基可以最多再扩大 15%。我的一个邻居看到了新房子, 他相信新房子的建造违反了我们镇的规则, 就把此事报告给镇上了。镇上派了一个工程师来检查,发现情况属实就通知建筑商停止房建项目。建筑商对决定不服并提出上诉。 我参加的听证会正是为了决定是否应该接受建筑商的上诉。

在听证会上,建筑商的律师首先指出镇上已经批准了建筑商关于改建的计划书。他争辩说建筑商是在改建而不是重建,因为改建后的房子的主要结构仍然是建在旧的基础上和老房子的半幢侧墙仍然被使用。他列举了几起在麻萨诸塞州其它城镇类似的案例,并声称这些案例都被认可是“改建”而不是“重建”。镇委会的成员却不同意。经过短暂的闭门讨论,委员会主席宣布建造在现有房屋半幢侧墙上的一幢房子不是改建,而是重建。建筑商输了上诉。一个月后,一幢有着奇怪外观的新房子建成。因为新房子不能扩建地基修建车库,建筑商为新房修了一个带屋顶的走廊作为停车之用。   第二年,这幢房子旁边的另一幢老房子出售时被建筑商卖走了,又一个建筑项目开始了。这一次,建筑商没有首先拆除现有的房子而是在老房子旁边挖掘了一个地下室和浇筑了新的地基,建了一个新车库和在车库上加盖了一间新屋。有了旁边房子的前车之鉴,我相信新车库的地基最大是老房子的 15%,百分之百地符合镇上的改建规则。这幢半新半旧, 一边一层, 一边两层看起來怪模怪样的建筑物呆了一两个星期后, 建筑商彻底地地拆除了老房子,一砖一瓦不剩,建造了一幢二层楼的新房子在新车库旁边。几个月后,一幢崭新的两层楼带车库的房子建成了。从事实上看,这是一幢彻头彻尾的新房子,没有一处不是新建的而且地基比老房子还扩大了 15%,但依照镇上的法规,新房子只不过是一幢老房子的两次改善,完完全全是依法行事。这一次,再也没有什么听证会了。这个小故事说的是,做一件事的动机是不重要的,关键是这件事是不是做得合法,是不是一丝不苟依法行事让人挑不出违法的毛病。两个建筑商的动机都是要避开我们镇上的建房规则,“改建”出一幢比老房子地基大的房子。 头一个建筑商甚至做了点努力保留了老房子的半幢侧墙,而后一个建筑商实际干成的根本就不是改建而是重建。但是,头一个建筑商的做法在“依法行事”上却是可圈可点的,而后一个建筑商则是无懈可击的;所以依法行事的后一个建筑商得以“改建”出一幢与老房子毫无关联的新房子, 而头一个建筑商则不得不在老房子半幢侧墙的基础上把房子改建成奇怪的模样。

两个警察
我不想让你得出一个美国的执法总是见事不见人以及执法与的执法人无关的印象。比如说,我的两次被执法,执法的人不同,我的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第一次发生在1986 年。我那时刚到美国一年,住在一个大学的研究生宿舍里。大学位置偏僻,校园内什么食品店也没有。在这样的地方生活,没有车是无法长期生活的。存了点钱, 买了一部旧车; 跟同学学了几次后,我就开车上路了。一个周末,我开车到离校园不远的商贸中心买菜。在从商贸中心停车场出来转弯上公路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就和另一部车子擦撞了一下。我停车准备下车看看是怎么回事,但我的车恰好堵在从商贸中心出来上路的口子上。 我的车才一停,许多后面被挡住的车子就开始鸣笛。我一时慌了神,只好把车开上了公路。我才开车不久,上了路我不知道怎么在一条双向单车道上把车停下来,也不敢停,只好继续开着走。花了十几分钟,我才又绕回商贸中心。没有看到另一部车的踪影,我就开车回家了。

过了两三个星期,一天我正在实验室工作,一个警察找上门来了。我想不出我犯了什么事,惹警察上门,所以表现得有点紧张。警察也察觉出来了,马上告诉我不用紧张。他说他来并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只是来调查一下一个很小的交通事故。然后问我,是不是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在某地和一部车子有擦碰。他说事故很小,另一部车子也没什么损伤,但我为什么当时不停车弄清楚情况就开车走了。我如实向他讲述了那天的经历, 并告诉他我不知道另外那辆车的情况所以也就没法报告。听了我的叙述后,他嗯了一声说,原来是这么一回事;那就没问题了。请把你的驾照给我,我写个事故报告,这事就算完了。我这时告诉他我没有驾照。他看起来有点诧异, 说:没关系,你只要给我看看你在你们国家的驾照就行了。我接着告诉他,我在我们国家不开车,没有驾照。这车是我才买的,我还没有拿到驾照。他这时就有点惊讶了, 说:什么,你什么驾照也没有就开车上路了。听他的口气,我觉得问题严重了所以有点慌张, 忙问他:这事有多严重,我该怎么办。他反过来安慰我说:我想了一下。如果换成是我去你的国家去,我大概也不会知道开车上路还需要什么驾照。不过,这事我做不了主,我得回去跟我的头商量一下如何处理。

过了一个星期,同一个警察又来了。见到我就和我谈天气:今天的天气真好,真是个好天,天气真令人心情愉快等等;然后话题一转说:真的很对不起,我这次来会给你带来一点点坏消息,真的只是一点点。我的上级说了你不知道我们国家的法律不是你的错;但我们是个法制国家。你无证驾车不管怎么说都是违法的。我们决定给你记一个最轻的交通违规作为对你的警告。以后记住要拿到驾照后,才能开车上路。我谢过他后,他要么是给了我一个书面警告要么是一个象征性的罚单。 我那时口袋空空如也, 即使只是区区 20 美元对我就是巨款了, 因为它相当于我在中国时三个月的工资。如果罚款大于 20 美元,我一定是记得住的。下一次跟警察打交道已经是 2010 年冬天,这一次地点是波士顿市中心。我在一家商店门口临时停车让一位客人去买点东西。客人下车后,我就关闭发动机在车里听新闻。我那部车只要电源没有完全关闭,车灯就还亮着。不知道为什么,客人去了有一阵子时间。当客人回来时,我的车已经发不动了。无奈,我只好打电话叫电池车。就在这时,一辆警车开到了我的车子后面,又是闪灯又是鸣笛让我离开, 因为商店门口是不让长期停车的。然后,一个警察怒气冲冲地走到我车旁给了我一张罚单。我想跟他解释我的情况,但他根本不听解释只是说: 我只管执法,你想讲什么,跟法官讲去, 罚单有上庭时间。

虽然去法庭的开销远远大于罚款,我还是选择请假用自己的假期到法庭去讲理, 发泄我的不满。到了法庭,交了上庭费, 等了很久才见到法官。我跟法官解释了当天的情况,并出示了我呼叫电池车的记录。法官当即宣布,取消罚单。我对法官说:那个警察分明是在滥用职权。法官说,今天的事是你的罚单,我已经取消了。警察是否滥用职权是另一件事。如果你认定他滥用职权,你得去申诉他。我告诉你这两个故事是想让你知道,在依法行事中,人的因素仍然是非常关键的。同时我也想让你知道美国法庭只依法判案并不讲理。

(版权©2017,  缪熙怡 版权所有)

Author: 缪熙怡

不折不扣 的依法行事  
美国自称自己是一个法制国家。遵从法律,以法律为准绳, 按法律规定的办,也就是依法行事, 是所有人在生活中必须知道和遵循的行事规则。在中国,当谈及一件事是否可行时,至少在台面上,  符不符合原则是经常被提及的。而在美国,当谈论一件事是否可行时,几乎就没有人会想到和提到有关这事的原则,人们关心的只是法律和法规。不管干什么事,如果依法行事,事就算是干得尽善完美了,是没法找茬的。如果有人觉得事干得与他心目中的“原则”不符,他是没有地方去讲理的。在美国,法庭只管违法不违法, 不管有理无理。合法,一切好说;反之,合理但不合法就行不通了。我会用"路权在我", "戈尔赢了选票,但布什赢了选举", "一幢走廊带屋頂的新房子", 和“两个警察”四个具体例子来阐述日常生活中的依法行事。

路权在我
2012 年春天的一个周末,我驾车按正常速度行驶在我居住的小镇的一条主道上。主道边有一些小商店,有一条边道和主道相交供车子从边道驶入主道。不幸的是,一位 97 岁老人驾车从边道驶入主道时跟我的车发生了碰撞。万幸的是我的车并没有撞到老人车的驾驶室而只是撞到车头部分。我们的车都受了伤,人没事。我当时就问了老人他为什么要这么急着驶入主路,他告诉我他的家里有急事。我还发现老人眼睛已经不太看得清路了,而耳朵基本听不见以至于我们得用喊的方式交谈。 当天天气晴朗,你可以争辩说我应该可以看见一辆开得慢慢悠悠的车正在从边道驶入,应该有时间踩刹车避免这一起
事故。你甚至可以指出,我应当能够看到这是一辆非常老的老人开的车,猜出开车的人一定有急事,所以应该主动让一下。当时的真相是我根本就什么也没看到。在美国开车久了,我想都不会去想一部车会从边道突然驶入主道所以根本就没往边道上看。我在单车道主道上开车, 有百分之百的路权,边道上的车则没有一点路权。事故后保险公司的依法判定也正是这样: 老人对此事故负全责。他在没有路权的情况下强行上路。不管他有多少理由,有多值得同情,也仍然是违法的。你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我的车子撞得再重一点或者再靠后一点,这事也许就是一个交通案件了,我可能就得抱憾终生悔之莫及开车时为什么不注意边道上车子上路的情况,但结果却只能还是一样的因为我并没有违法。

几年以前,一个中国人在波士顿附近凌晨时分横穿高速公路时被汽车撞死,警察调查后的结论是自杀。我们中国人大概能够明白在凌晨时分步行横穿高速公路除了自杀外可能还是会有其它原因的; 比如说抄个近道什么的。事实上,我读过有关这个人的报道, 并没有遗嘱或者任何明显迹象表明他一定是想自杀。但最后的结论还是自杀,因为在美国警察看来,除非是一心一意想自杀,谁会步行横穿高速公路? 即便是在凌晨时分高速公路车很少的情况下。

所以,如果你来美国旅游,走路开车一定要有路权的概念。如果你在一个画有人行过道的斑马线的地方横穿公路。有红绿灯时,绿灯亮,你有百分之百的路权。红灯亮了,你的路权就几乎没有了。没有红绿灯时,你有优先权。但不管怎样,在有斑马线的地方横穿公路,你还是有一定的路权的。但如果你在没有斑马线的地方横穿公路,路权就是汽车的了。出了事故,多半你是没有地方去讲理的。如果你硬要步行横穿高速公路,出了事,警察除了自杀以外是想不出任何其它解释的,最好别试。开车更是要注意,一定要弄清有没有路权。如果没有路权千万不要贸然抢道; 美国司机是不会刹车减速让没有路权的车的,因为他们根本不会想到没有路权的车会跟他抢道。不要太着急,稍微等一下确定不会有危险再走, 不然就继续等。一般情况下,等不了多久就会有有路权的司机用车灯给你打信号把路权让给你,你这时再走不迟。大家都会有需要别人让路权的时候,所以你并不一定会等很久。另外你也必须知道在美国自行车和汽车有同样的路权,千万不要假设在你前面慢悠悠晃荡的自行车手会给你让道,他们多半不会。  

这个小故事除了给来美国旅游的同胞一个小提醒外,是要想告诉大家,在美国依法行事是对事不对人的。在这个交通事故中,肇事的一方是个 97 岁的老人,眼不明,耳不聪,又有急事,而另一方在这些客观条件上,事事占优。 但当追究事故的责任时,所有客观条件和具体情况都是无关的,只需要考虑谁遵守了交通规则谁没有,责任就定了。

戈尔赢了选票,但布什赢了选举  
2000 年 11 月 7 日星期二,美国人民投票选举总统。11 月 8 日凌晨佛罗里达州选举部门报告说, 在佛州近 600 万张选票中, 共和党候选人布什 (George W. Bush) 赢得 48.8%的投票, 超过民主党候选人戈尔 (Al Gore) 1, 784 票。由于票差小于选票的 0.5%,  投票机自动重新计票, 布什的领先票数随后减少到大约 300 票。佛罗里达的选举法允许候选人要求手工点算投票机拒绝了的票。戈尔因此要求在佛罗里达州传统上投民主党的四个县手工点票。佛罗里达州投票是通过在候选人的名字上用投票机打一个孔。所以手工点票就是人工决定几千张仅有孔口凹陷, 有不止一个凹坑, 或者有纸屑悬挂在孔口而
被投票机点票拒绝了的投票的归宿。 在那些日子里,全国甚至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凹坑应该多深,悬挂多少就应该可以算一票;如果投票有两个凹坑,哪一个应该算数。双方雇用的律师针锋相对每票必争。每张投票都在灯下审查和重新审查以后由双方一致同意裁决投票人的真实意图。不管手工点票的结果是怎样的,一个结论却是很清楚的。不管如何点票,戈尔和布什之间选票差距最多只会是几百票。

就在同一时刻,全国选举计票表明戈尔得到了至少 50,999,897 或 48.4%的选票,而布什只得到 50,456,002 或 47.9%的选票。换句话说,在全国的民主选举中, 戈尔已经赢了布什五十多万票。但根据美国的选举法,赢得总统选举的只能是赢得全国选举人票的候选人(自 1963 年以来为 270 票)。选举人票是每个州在总统选举中所贡献的票数。美国各州的选举人票数并不是完全由一个州的选民人数决定的,一些小的州会贡献与它的人口不对应的选举人票从而使总统可能被全国的少数选民选出。根据选举人票计票,如果布什在佛罗里达州赢,他将有 273 名选举人票,从而赢得全国总统选举; 否则,他将失去选举。  

12 月上旬,当一些县察觉到在佛罗里达州宪法规定的 12 月 12 日的计票日期之前是无法完成手工点票时,它们起诉要求延长计票期限。共和党则指出: 仅在几个民主党占选择 的县手工点票是不公平的, 同时计票必须遵守法律规定的截止期。 最终,戈尔上诉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判决手工点票继续。布什则上诉美国最高法院。美国最高法院将此案退回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命令其撤销早先的判决,并列举了州最高法院违反联邦和州宪法的几个实例:例如,只在四个县并用不同的标准重新手工点票是违反宪法有关公平的规则的。 12 月 8 日,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以 4 比 3 的票数,裁决所有佛罗里达州的县必须重新手工点计超过 70, 000 张有争议的选票。上诉,反上诉, 再上诉,  12 月 9 日,美国最高法院以 5 比 4 的票数批准了布什的紧急上诉,否决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重新手工点票的裁决,停止了没有完成的重新点票。五位法官认定在佛罗里达州宪法规定的 12 月 12 日给出选举结果的最后日期之前,佛罗里达州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制定出统一的标准并遵循统一的标准点完所有有争议的选票,因此应该停止重新点票。佛罗里达选举结果得以维持,布什以在佛罗里达州大约 500 票的优势赢得总统选举。最令我惊讶的是所有人的反应。在最高法院裁决之前,人们反复争论, 辩解, 起诉和反起诉每一个点票程序中对细节的不同认知。但是当 5 位最高法院法官作出最终裁决后,所有争吵立即停止。戈尔公开声明,他不同意最高法院的决定,但尊重法院的裁决, 接受选举结果。人们冷静地承认了最高法院的裁决作为整个传奇的结束; 布什成为美国第四十三任总统。
 
我们都知道,民主选举的原则是一人一票,得多数票的候选人赢。选举的目的是知道多数选民的意图。对于坚持民主原则的人来说,戈尔应该已经赢了,因为他赢得了民主选举中最重要的东西;多数票。但选举法规定赢家只能是得到多数选举人票的候选人,即使这个多数将由最多不过几百张需要旁人帮忙辨认“意图”的选票决定, 而且并不是“多数人”票。同时,在双方围绕点票的争论中,焦点都是集中在法律或者规则上,并没有人提及“原则”。最后的焦点是计票日期,虽然这个计票日期与下一年一月二十日总统的就职日期还是有些时日的。但美国最高法院认定: 坚持这个法定的日子比知道多数选民的意图更重要, 因为前者是法定的。原则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依法行事。更重要的是,在美国,最高法院是法律的最终解释者;最高法院怎么说,大家就得怎么做。

(版权©2017,  缪熙怡 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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